府外围观的人群鸦雀无声，都被这李家公子们毫不掩饰的“恨意”与“悲愤”震慑住了。一些原本还对天幕将信将疑的人，此刻也不禁动摇起来——连韩国公这样的人物都被天幕“咒”得提前死了，看来那东西果然是不祥之物，方学士的檄文说得没错！
这场由李家人倾情演绎的“悲愤交加”，很快便随着各家探子、往来仆役的口耳相传，如同瘟疫般扩散至整个应天府。内容高度一致：韩国公李善长，非正常死亡，乃是被天幕妖言所害，折寿十二年！李家人对天幕恨之入骨！
这无疑是李善长临终布局中最关键、也最无奈的一步。他无法改变自己将死的命运，却能指挥儿子们，用最激烈、最公开的方式，将他的死因“归咎”于天幕。这既是对皇帝朱元璋“讨妖幕”国策最彻底的拥护表态，也是用他韩国公的赫赫声名和这条残命，为那篇檄文作了最鲜血淋漓的背书。
他用阖府的哭声与咒骂，向龙椅上的皇帝献上了最后的、也是最“忠诚”的表演。这表演，无关真相，只关乎生存。
宫中的反应迅速而隆重。接到韩国公府报丧的第一时间，朱元璋便显露出“震怒”与“悲痛”。他在早朝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龙案拍得震天响，怒斥天幕“妖言惑众，折损朕之股肱，其心可诛！” 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愤慨，仿佛李善长之死，完全是那虚无缥缈的天幕一手造成。
紧接着，一道道彰显天恩的旨意便从宫中发出：追封李善长为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赐谥“襄愍”——“襄”字喻其辅国之功，“愍”字则寄寓了天子对功臣“横遭天幕所害”的哀怜与痛惜。赏赐的金银、帛绢、祭品络绎不绝地送往韩国公府，规格远超常制，极尽哀荣。更下令辍朝三日，命太子朱标代表皇帝亲临致祭，要求百官往吊。
这一连串的动作，如同精心排演的戏剧，每一个环节都在向外界传递着明确的信息：陛下对功臣情深义重，天幕所言皆为虚妄，连韩国公的寿数都能被其“咒杀”，足见其妖邪本质！看，陛下是何等痛心，又是何等厚待功臣！
然而，当夜幕降临，乾清宫内只剩下朱元璋与马皇后二人时，那副“悲愤交加”的面具便悄然卸下。
朱元璋负手立于窗前，望着天幕上再次出现的朱及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幽深如古井。
“李善长……”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丝毫刚刚在朝堂上的“痛心”，“倒是死得是时候。”
这句话轻飘飘的，却带着千钧之重。马皇后在一旁闻言，轻轻叹了口气，没有接话。她深知枕边人的心思。
“是时候”三个字，含义复杂。它既是对李善长“识相”的认可——这位老臣用自己恰到好处的死亡，为皇帝的“讨妖幕”大业献上了最有力、最无法辩驳的“证据”，主动将自己变成了陛下棋盘上的一颗弃子，以此换取李家可能的安稳。这份“忠诚”的表现，无论是真心还是无奈，都值得皇帝给予表面的最高礼遇。
但更深层的，是那从未真正消散的猜疑。李善长此举，固然解了皇帝眼前的舆论之困，却也像是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最后一次提醒着朱元璋那天幕的存在与其揭示的“未来”。他死得越“是时候”，反而越像是在印证某种无形的力量，仿佛一切仍在某种既定的轨迹之上，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韩国公之死，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勋贵圈层中激起了巨大的、复杂的涟漪。
徐达、冯胜、傅友德等顶级勋贵，在暗自伤感老兄弟离世的同时，一股更深的寒意从心底升起。他们岂会真的相信方孝孺那套檄文？但李善长用生命演绎的这场“忠诚”，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反抗皇帝意志的代价，以及……取信于皇帝的“正确”方式。
“韩国公……这是用自己的命，给陛下递了一把最锋利的刀啊。” 冯胜在府中长叹，语气中充满了物伤其类的悲凉。
一种荒诞而压抑的氛围开始弥漫。不少公侯伯爷私下里甚至开始“盘算”：自己是不是也该“适时”地死一死？既要死在陛下需要证明天幕不准的时候，以保全家族恩宠；又不能死得太刻意，以免引起陛下更大的猜忌。这种对自身死期的“规划”，充满了巨大的屈辱与无奈。
他们比谁都清楚，这大明天下，是朱元璋带着他们打下来的不假，但他们从来不是平等的兄弟，只是皇帝手中的刀。朱元璋，才是这江山唯一的主宰。什么淮西旧部，什么功勋集团，在朱元璋这位带头大哥绝对的权力面前，都不堪一击。强如徐达、冯胜、傅友德，也无力反抗天子的意志，更何况是耿炳文、蓝玉这些“后起之秀”？
韩国公李善长的死，仿佛一声无声的号角，宣告了洪武朝功臣集团彻底进入了一个必须仰皇帝鼻息、甚至需要以生命来表演“忠诚”的时代。在朱元璋编织的巨网之下，无人能够挣脱，只能在这无形的牢笼中，或挣扎，或顺从，直至命运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