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回应文官集团的潜在质疑：尽管文官集团在‘大礼议’中最终妥协，但内心深处对于嘉靖这种执着于本生父的做法，未必没有‘过于看重私情，有违大宗法统’的微词。而嘉靖将朱棣升格为祖，等于用祖先的范例宣告：我燕王一系，本就有不囿于寻常礼法的传统！我今日之所为，正是继承了成祖皇帝的魄力！”
“所以，老铁们，”朱及第总结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太庙位置危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操作窗口和表面理由，而嘉靖皇帝与朱棣相似的‘小宗入继’身份，以及他借此强化自身皇权合法性的内在需求，才是推动朱棣庙号变更最根本、最深刻的动力。”
“这是一场精妙的‘借古喻今’。”朱及第打了个响指，“嘉靖皇帝巧妙地利用礼法规则的矛盾，通过对前朝历史地位的重新界定，来服务于他当下的政治目的。他不仅仅是把朱棣请上了神坛，更是把自己和朱棣一起，焊死在了大明法统最核心、最不可动摇的位置上。”
“至于倒霉的仁宗朱高炽，”朱及第耸耸肩，“他作为一位在位仅十个月、性格仁弱、在父亲朱棣巨大光环下的守成之君，在嘉靖这场宏大的政治叙事中，自然就成了那个可以牺牲、用来腾位置的‘代价’。历史的选择，有时就是这么现实和残酷。”
天幕下的朱棣，听着这番分析，心情更加复杂。他意识到，自己身后名的提升，竟与后世子孙如此深刻的政治算计捆绑在一起。
而朱元璋则冷哼一声，对朱棣道：“老四，瞧见没？你这‘成祖’当得，倒成了后世子孙搞名堂的幌子了！”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意味。
朱及第最后笑道：“好了，关于‘成祖’的辩论暂告一段落。下一次，我们必须直面那个让嘉靖皇帝，乃至整个大明王朝都头疼不已的终极难题了！”
天幕在网友们“原来如此”、“政治操作666”的感叹和洪武君臣对权力运作更深的理解中，终于不再继续争论太宗升成祖这个问题了。然而，在洪武十一年的现实时空，这场由天幕引发的关于庙号、礼法与皇权合法性的思想风暴，才刚刚在帝国的精英阶层中猛烈刮起。
对于这些熟读经史的文人而言，辨析礼法、追溯正统，正是他们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核心领域，其争论之激烈，远非后世网友的调侃可比。
奉天殿侧，一场小范围的讨论正悄悄进行。宋濂眉头紧锁，语气沉重：“天幕所言，虽为后世之事，却揭示了一大隐患。若后世之君皆可因一己之私，借‘祖有功’之名，擅改庙号，搅乱昭穆次序，则礼法之威严何在？‘大宗’、‘小宗’之辩，乃维系宗法社会之根基啊！”他更担忧的是，这种基于“现实需要”而随意解释和变更礼法的行为，会从根本上动摇儒家秩序。
一旁的刘三吾则看得更深，他捻须缓声道：“景濂兄所虑极是。然则，观嘉靖之举措，其意恐非仅在礼法。其行虽悖于古礼，其心却深谙权术。他将永乐皇帝抬至与太祖并列，名为尊祖，实为固位。此乃以礼法之名，行政治之实。后世君王若皆效仿，则‘礼’将不再是天下共遵之准则，而沦为帝王手中可随意捏塑之工具矣。”他看到了礼法工具化的危险倾向。
遥远的浙江青田，隐居读书的刘璟（刘伯温次子）在笔记中激动地写道：“……太宗升祖，非为虚名，实关国本！嘉靖以小宗入继，心不自安，故需借永乐之威以镇天下。此举虽合其情，却大伤礼法。若后世皆以‘功’掩‘德’，以‘势’压‘礼’，则国将不国矣！”他对这种可能开启恶劣先例的行为感到忧心忡忡。
而在南京国子监，年轻的学官方孝孺慷慨陈词：“诸生须明辨！永乐皇帝虽有开拓之功，然‘太宗’之号，足以昭其德业。嘉靖强行升‘祖’，虽保全太庙之位，然其心不纯，其行不古，乃是以私意凌驾于公义之上！吾辈读圣贤书，当以扞卫礼法正道为己任，岂能因势利而枉顾是非？”他的话语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坚守，以及对后世那种“政治算计”的强烈排斥。许多监生受其感染，纷纷附和，认为嘉靖此举实乃败坏礼法的罪人。
与此同时，在某个县学中，尚且年轻的黄子澄在与同窗争得面红耳赤：“尔等何其迂腐！天幕已言明，此乃不得已之政治举措！若非升‘祖’，难道真让成祖牌位被祧？届时天下如何看燕王一系？嘉靖皇帝此举，正是权衡利弊后，对祖宗、对社稷负责的体现！岂能一味以僵化古礼苛责？”他内心或许已经隐隐觉得，在某些非常时刻，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甚至开始欣赏这种打破常规的“魄力”。
老家书斋内，依旧名叫齐德的青年，则对友人的议论不以为然，他啜着茶，漫不经心地说：“争这些作甚？庙号不过是个名头。后世皇帝觉得需要，给他祖宗换个更响亮的头衔，有何不可？关键是皇权稳固，天下安定。我看那嘉靖皇帝，倒是深得权变之要。”他完全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此事，浑不觉自己未来也将陷入一场更为惨烈的礼法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