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概述了流传最广的故事版本：“根据《明史纪事本末》等后世流传甚广的记载，方孝孺因拒绝为成祖皇帝起草即位诏书，并痛斥其篡位，激怒陛下。陛下威胁‘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慨然答‘便十族奈我何！’。陛下震怒，遂将其门生故旧凑为第十族，连同其九族一并诛灭，遇害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这便是‘诛十族’传说的完整链条。”
朱及第话锋一转，点出了核心疑点：“然而，老铁们，如果我们去翻看最权威的《明实录》或永乐朝当时的官方档案，会发现对此事的记载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避而不谈。 尤其是朱棣授意编修的《奉天靖难记》，甚至将方孝孺描绘成摇尾乞怜的懦夫，这显然与后世形象大相径庭，其可信度存疑，但也反衬出当时官方可能意在淡化处理，而非渲染此种极端刑罚。”
他补充道：“不仅如此，与方孝孺同时代或年代相近的一些私人笔记和史料，对于‘诛十族’这一如此爆炸性的事件，也并未留下明确记载。这意味着，在事件发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诛十族’之说并非广为人知或得到公认。”
“那么，‘诛十族’的说法是何时以及如何兴起的呢？”朱及第继续分析道：“根据考据，这一说法大致起源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事件发生一百多年后。例如，正德年间姜清所着的《姜氏秘史》中首次出现了相关的明确记述，将其归因于方孝孺的激辩言语。 此后，祝枝山的《野记》、高岱的《鸿猷录》等私家着述都采纳并丰富了这一说法，给出了具体的死亡人数（八百四十七人或八百七十三人）。 明末清初的《罪惟录》更是详细列出了‘十族’的构成（宗支、母族、妻族、朋友门生）。”
“当然，也有许多后世学者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朱及第切换到反对观点：“清初的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虽采信此说，但清代着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则明确指‘方孝孺十族之说，实未见于正史，乃野史之夸大其词’。 甚至有现代学者通过梳理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过程，认为‘诛十族’仅是一个传说，不能视作历史事实。”
“质疑者提出的一个重要反证是，”朱及第补充道，“方孝孺似乎并非绝嗣。有记载称其幼子方德宗被门人暗中救出，藏匿抚养，并冒姓余氏，这一支血脉得以延续，并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得到朝廷的抚恤。 若果真被‘诛十族’，其直系后代得以存续的可能性极低。此外，亦有考证指出，方孝孺的一些远亲，如堂兄方克家、侄子方琬等，有记录显示他们在宣德年间仍然在世， 这似乎也与‘尽诛’之说相矛盾。”
面对双方的观点，朱及第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折衷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朱棣当时对方孝孺及其关联势力进行的，很可能是一场规模空前、手段残酷的政治清洗。其范围确实远远超出了传统‘九族’的范畴，广泛株连了他的门生、故旧、同党（即所谓‘方党’），以致罹难者众，给时人和后世造成了‘诛十族’的强烈印象。 这种针对特定政治集团的连坐惩处，在恐怖程度上或许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制度化的‘诛九族’。”
“后来，”他继续分析，“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政治环境变化（如嘉靖朝‘大礼议’事件中对气节的推崇）、文人士大夫借助方孝孺事迹宣扬忠君观念和士人气节的需要， 这一事件被不断渲染、夸张和符号化，逐渐定型为‘诛十族’这一极具冲击力的叙事，并广为流传。 ”
朱及第总结道：“因此，关于方孝孺是否被‘诛十族’，至今仍无绝对定论。一派认为纯属后世编造的恐怖故事，另一派则认为可能是一次针对‘方孝孺政治集团’的、被后世称为‘诛十族’的扩大化清洗。真相，或许永远埋在了历史尘埃中，成为了大明历史上最着名的罗生门之一。”
天幕下，年轻的方孝孺听着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诛十族”的恐怖名声，脸色苍白，露出一阵苦涩至极的笑容。他追求学问，理想是弘扬圣人之道，辅佐明君成就三代之治。可如今，这“方十族”的骇人恶名一旦传开，莫说仕途，恐怕连学术之路都彻底断绝了！谁还敢来拜他这个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人为师？他的理想，还未开始，似乎就已看到了终点。
龙椅上，朱元璋摸着下巴，竟然难得地侧过头对太子朱标说了一句：“标儿，看到了吗？别的不说，在杀人立威、铲除后患这方面，老四这狠劲，确实比你强！”
朱标：“……”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这是在夸四弟果决？还是在损他残忍？或许兼而有之。
而站在皇子队列中的朱棣本人，此刻脸色也是青一阵白一阵。被天幕公开讨论自己未来可能背上的“诛十族”暴君罪名，已经让他无比难堪。再听到父皇这不知是夸是损的评价，他更是憋闷得说不出话。这到底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