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朝廷无力赈灾，灾民问题愈发恶化，新的暴动接二连三爆发，最终积重难返，王朝终将倾覆。
所谓王朝周期律，实质就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耕地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生产力无法支撑不断膨胀的人口，最终被自身的人口重担压垮。
而在和平时期，人口自然繁衍极难控制，因此多数王朝发展到中后期都会步入这一困境。
有的王朝或许能渡过一次危机，但元气大伤，走向衰败；有的则直接崩溃，改朝换代。
在生产力实现飞跃之前，传统农耕社会始终无法真正破解这一困局。
毕竟土地数量有限，粮食产量有限，而人口却不断增长，这一矛盾在当时几乎无解。
要打破僵局，无非三条路：一是提升单位产量，二是开垦更多耕地，三是通过大规模人口削减来缓解压力。
华夏周边可耕之地本就不多，适宜农作的区域集中在核心地带，前两种途径难以大幅拓展。
于是历史便选择了第三条路——以动荡与战争淘汰人口。
每当王朝末期秩序瓦解，战火四起，战乱频仍，大量百姓死于兵燹。
人口锐减之后，人均资源压力减轻，土地重新具备承载能力，社会逐步恢复生机，人口再度增长，国力也随之回升——这正是每个新王朝建立初期走向兴盛的深层逻辑。
然而倭国的情况与天朝截然不同！
他们有着独特的武士阶层，这是一个世袭的贵族群体。
正是这个阶级的存在，让倭国具备了极强的社会控制力，再加上实行的是分封体制，权力分散于各地大名之手。
由于幕府和众多大名各自掌握领地，即便全国人口仅有两千余万，却能维持百万以上的常备武装力量，并且兵力遍布列岛各处，分布极为广泛。
不同于天朝那种战时征召、平时务农的军队模式，倭国的主力部队是职业化的——全部由武士构成。
这些武士平日居住在城郭之中或城下町里，与乡间的农民泾渭分明。
每当需要动员时，征调的对象都是这些自幼习武、世代从军的武士，而普通百姓根本没有资格加入正规作战部队，最多只能充当足轻或者临时民夫。
这样一来，底层农民既缺乏组织基础，也毫无反抗能力。
面对全职训练、装备精良、体格健壮的职业武士，他们连集结成规模都极为困难，更别提发起大规模暴动了。
因此，尽管倭国同样面临土地集中、粮食短缺等严重问题，却从未爆发过如天朝那般席卷数省的农民起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倭国安定太平。
事实上，诸侯之间争斗不断，野心勃勃的大名时常挑战幕府权威，战乱几乎贯穿其历史始终。
再加上周期性出现的饥荒，使得人口长期被压制在两千万上下，恰好处于国土承载能力的临界点，这才勉强避免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崩溃。
但这不过是勉强维系罢了。
底层民众的生活极其困苦，赋税沉重到惊人程度——每年收成的一半甚至六成以上都要上缴，剩下的口粮连果腹都不够。
别说灾年了，就算风调雨顺，乡村中仍常见饿殍遍野的情形。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国民普遍矮小，农村百姓身高多在一百五十五厘米以下，超过一百六十厘米者寥寥无几。
唯有不事生产的武士阶层略高一些，多数可达一米六以上，个别甚至接近一米七。
这样的身材在天朝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倭国内部已属出类拔萃。
所以即便真有农民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那些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的庄稼汉，又怎能敌得过从小习武、身强力壮的职业战士？
“我国总人口已达两千万，且绝大多数挤居于有限的平原与丘陵地带，人口密度极高。
贵国若真要划走数千平方公里土地，势必造成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流离失所，这部分人我们实在无力安置。”
伊藤薄文语气凝重地说道。
寻常民变尚可镇压，可一旦牵涉上百万人，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更何况这一次受影响的不只是失地农民，还包括商人、地方豪族乃至部分中下层武士，这些人远比平民更难安抚……
总而言之，天朝提出的要求已远远超出倒幕派所能承受的底线。
要在如此狭小的国土内割让大片区域，实非他们力所能及。
顾维钧原本也只是试探性地开出高价，并未指望对方一口答应。
于是双方开始反复磋商，最终敲定了天朝海军基地的具体选址与范围。
基地落户于鹿儿岛——正是西乡隆盛一派的根基所在。
待大保久利通等人清除掉西乡势力后，天朝军队便可进驻此地。
虽然面积不及最初所求的数千平方公里，但仍有五百平方公里之广，相当于三分之二个港岛，也算收获颇丰。
此外，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天朝商品自由流通、准许天朝商人赴关西地区开矿设厂、投资兴业等内容，也都列入谈判成果之中。
待这些事项逐一落实之后，只剩最后一项至关重要的议题尚未解决：
“考虑到幕府此前已向天朝称臣纳贡，虽原则上天朝不介入贵国内部纷争，但我们也不愿见到藩属之国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