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雷芸将俘虏们绑起来，清点出二十多个手上有血债的，当场斩了，人头挂在路障上。“剩下的跟着走，”我指着远处的山坳，“去连城屯兵基地，好好练兵，戴罪立功。”一个老喽啰突然磕头：“小人知道条近路，能绕过元军的关卡，直通临安！”
沿途的百姓见我们杀了黑风寨匪首，都提着灯笼出来引路，有的送干粮，有的指暗道，一个客家阿婆往我怀里塞了袋炒花生：“将军是好人，俺们等着你们打回临安呢！”走了七日，队伍不仅没减员，反而多了三百多个自愿参军的后生，都是被元军逼得家破人亡的百姓。
六月二十日正午，我们躲进临安城外的天目山。山民说这里的溶洞能藏上千人，洞口被藤蔓遮掩，元军搜了几次都没发现。我爬上山顶的了望台，临安城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凤凰山的皇宫顶覆着琉璃瓦，西湖的水面泛着银光，城墙上的元军旗帜像插在心上的刺。
“郑龙的水军已到钱塘江下游，”吴燕殊解开信鸽腿上的字条，“刘子俊拿下了安吉县，离独松岭只有五十里。”白砚铺开新的舆图，上面标注着义军的潜伏点：“336个步骑大队都到齐了，分驻在城外的寺庙、窑厂、废弃庄园，只等号令。”
傍晚的雾气渐浓，我让骑兵们换上义军制服，连发火枪的枪管擦得锃亮。阿黎往每个人的箭囊里塞了包迷药：“元军换防时会喝驿站的茶水，把这个掺进去，半个时辰就能放倒。”黄丽检查着弓箭，箭簇上涂了见血封喉的毒药：“独松岭的陈懿最是狡猾，我带一队弓箭手去那边埋伏。”
雷芸突然指着山下，一队元军正往天目山方向来，领头的校尉骑着白马，腰间挂着块令牌，上面刻着“总领斥候”。“是陈懿的人，”白砚认出那令牌，“前两天派去五坡岭的探子，回来复命了。”我示意骑兵们躲进溶洞，自己和吴燕殊换上元军衣服，迎了上去。
“泉州卫的，”我勒住马，故意粗着嗓子，“奉张大人令，查探山路。”校尉狐疑地打量我们，突然问：“张大人的佩刀是什么样式？”吴燕殊的银狐突然窜出，叼走他的令牌，她趁其分神时，软剑已刺穿他的咽喉。“搜身！”我翻开校尉的行囊，里面有封密信，是李姝写的：“五坡岭义军松懈，可趁机突袭。”
“陈懿果然信了假情报，”我将密信凑到烛火上烧了，“等他往五坡岭钻，正好让刘子俊抄他后路。”远处传来隐隐的号角声，是郑龙的水军在钱塘江发信号——他们已拿下入海口的炮台，正往城内运送火药。
夜风吹过天目山的竹林，沙沙声响里，藏着三万义军的呼吸。我望着临安城头的灯火，突然想起文天祥在五坡岭说的话：“复宋不是为了赵氏，是为了不让百姓再受鞑子的苦。”腰间的青锋剑轻轻鸣响，像是在应和这即将到来的风暴。
白砚往我的剑穗上系了块新绣的平安符，红绸里掺着从临安带来的梅枝：“六日后的子时，咱们在皇宫门前汇合。”我握紧她的手，掌心的温度驱散了山夜的凉。远处的钱塘江上传来战船的橹声，郑龙的水军正在靠近；独松岭的方向亮起火把，刘子俊的大队已开始行动。
这一夜，临安城外的月光格外亮，照亮了义军的刀枪，也照亮了百姓悄悄挂在门楣上的“宋”字灯笼。我知道，再过六日，这些灯笼会一盏盏亮起，映着我们踏入城门的身影——不为帝王将相，只为这江南的土地，能再闻见稻花香，再听见吴侬软语，再没有铁蹄踏碎家园的声响。
骑兵们在溶洞里擦拭枪支，金属碰撞的轻响与山风、江涛混在一起，像支无声的战曲。我摸出怀里的身份证，白砚绣的双回纹帕子还包在外面，现代的塑料与宋代的丝线贴得那样紧，仿佛两个时空，都在盼着同一个黎明。
“休息三个时辰，”我压低声音，剑鞘在石地上磕出轻响，“子时出发，直取北门！”两万多步兵全部轻装由暗道潜入，重武器全部留在城效秘密基地里，务必在6月23日前，渗透到城里东，南，西各门和西湖沿岸各渡口码头附近，摸清敌军真实布防情况。另外派6百老特战队员，佯装百姓，商贩，民工等混入内城，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