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引经据典，将话题从“手段”拔高到“目的”，既回应了质疑，又站稳了儒家道统的立场，令那黄赞善一时语塞。
这仅仅是小试牛刀。更大的压力，来自朝堂之外，来自那些因江南利益链被斩断而对他恨之入骨的势力。
数日后，都察院几位素以“风闻奏事”闻名的御史，便联名上疏，弹劾杨士奇“恃宠而骄，手段酷烈，苏州一案，罗织过甚，恐伤江南士绅之心，动摇国本”，甚至隐晦地提及他“结交内侍（指郑和），交通宫禁（指与太子过从甚密）”。
这些弹劾，虽未在朱棣那里掀起太大波澜（陛下正需借他之手整顿江南），但却在朝野间营造了一种不利于他的舆论氛围。一时间，“杨士奇”三字，在清流口中，几乎与“酷吏”、“幸进”画上了等号。
甚至连他兼任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职，也受到了无形的抵制。当他首次前往翰林院，以侍讲学士的身份参与典校经籍时，能明显感觉到那种表面的恭敬下，潜藏着冰凉的疏离。昔日甲字库房的同僚，如今看他的眼神，也充满了复杂的意味。
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形的包围圈中，四面八方皆是潜在的敌人。
这日晚间，他回到陛下赏赐的、位于京城西华门外的一处崭新宅邸（他终于搬离了那间陋室）。宅院轩敞，仆役俱全，但他却感到一种比以往更深的孤寂。
他独坐书房，案头堆放着东宫讲读的讲义、职方司待批的西洋文书，以及几份言辞尖锐的弹劾副本（郑和派人送来的）。灯光下，那身绯袍挂在衣架上，鲜艳夺目，却仿佛有千钧之重。
他知道，自己如今已真正走到了台前，成为了各方势力的焦点。太子的倚重，陛下的赏识，是护身符，也是催命符。汉王及其党羽的敌意，江南利益集团的怨恨，朝中清流的非议……如同无数条暗流，在他脚下汹涌。
他提起笔，在一张素笺上缓缓写下：
“位愈高而谤愈随，恩愈重而责愈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持心守正，以静制动耳。”
写罢，他吹熄灯火，融入一片黑暗之中。
唯有窗外疏落的星子，见证着这位新晋东宫重臣，在权力漩涡中，那份愈发坚韧沉静的孤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