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的军事和政治局面基本稳定后，秦易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层次的控制——经济。
他深知，要想彻底将这片土地融入帝国，必须掌控其经济命脉。
此乃釜底抽薪之策，纵使身在边陲，亦能遥控影响京城乃至天下的格局。
他注意到，南疆虽然贫瘠，但盛产几种珍贵的木材、药材、香料，以及一些独特的矿产。
以往，这些资源大多被各部族首领垄断。
通过一些胆大且与旧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行商，以极低的价格流出。
换取他们需要的盐、铁、布匹和奢侈品，其中的巨额利润，最终肥了京城那些蠹虫。
秦易运筹帷幄，下令由官方设立“南疆市易司”，垄断盐、铁、茶、布等关键物资的输入。
各部族若想获得这些必需品，必须用他们的特产，按照官方制定的、相对公平的价格来交换。
同时，他鼓励内地的商队前来贸易，但必须在市易司登记，并缴纳一定的商税。
以此切断旧勋集团在南疆的利益链条，并将财源收归即将由他掌控的中央。
这一政策，等于掐住了各部族的经济咽喉，更触动了京城旧勋的奶酪。
消息传回京城，旧勋集团一片哗然，暗中咒骂秦易断人财路。
一开始，政策在南疆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尤其是沙摩柯等原本借此牟利的大首领。
但秦易恩威并施，一方面给予他们一定的贸易优先权和优惠。
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这是朝廷的底线，不容挑战。
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已经建立的行政权威面前，反对的声音最终被压制下去。
经济链条的建立，比军事征服更加牢固。
很快，各部落发现，与朝廷合作。
虽然失去了暴利，但交易更加稳定，获得的物资也更加丰富优质，生活水平反而有所提高。
反抗的意愿进一步被削弱。
而这源源不断的财富和资源，正通过新的渠道，悄然汇聚，为秦易未来的宏图积蓄着力量。
就在秦易认为南疆大局已定，开始着手安排回京事宜之时，一场由旧勋集团策划、跨越数千里实施的反扑，悄然而至。
他们不敢在军事上直接对抗秦易，便将矛头指向了他在南疆推行的新政。
尤其是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市易司”和“土流合治”。
他们在京中鼓动言官，连上奏章，弹劾秦易“擅改祖制、与民争利、苛待归附土酋、有负圣恩”，更隐晦地提及他“久驻边陲，恐非国家之福”。
这些奏章，通过驿站系统，飞向皇帝的案头，也抄送相关部门，意图在舆论上抹黑秦易。
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在南疆残存的影响力，和通过行商建立的秘密渠道。
暗中煽动一些对现状不满的小部落头人，以及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本地胥吏，在南疆本地制造了几起不大不小的骚乱。
虽然很快被当地驻军平定，但无疑给秦易的“南疆已定”论调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试图拖延他回京的步伐。
更阴险的是，他们试图离间秦易与沙摩柯的关系。
派人暗中散播谣言，称秦易设立流官，目的是为了逐步削夺沙摩柯的权力，最终将其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