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攻击，将“专利”污名化为技术垄断和抬高物价的罪魁祸首，极易引发普通民众和保守工匠的反感。
议会内部，关于《专利篇》的争论本就激烈，此案更是火上浇油。支持者认为，保护创新者权益是激励格物精神的必要保障；反对者则担忧会导致技术壁垒，损害消费者利益和传统工匠生计。
案件审理异常艰难。刑部官员发现，很难界定李德贵的“新式榫卯”究竟是完全的创新，还是对传统技艺的“合理改进”。若是后者，则很难依据现有律法（《专利篇》未定）支持其独占权。
更麻烦的是，“鲁班坊”声称他们的工匠是“独立想出了类似结构”，并非抄袭。在没有明确法律界定和严密证据链的情况下，刑部难以断定孙大锤“窃夺”。
面对僵局，林川再次介入。他意识到，此案关乎未来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必须妥善处理。
他并未直接指示刑部如何判决，而是采取了引导和推动立法的策略。
首先，他请王贞仪组织格物院相关学士，对“创新”与“改进”进行更细致的界定研究，尝试提出一套初步的、可供律法参考的“专利授权标准”，例如：是否具有“非显而易见性”？是否解决了特定技术难题？是否产生了显着的有益效果？
其次，他授意顾炎成等议员，以此案为契机，在议会加速《商律·专利篇》的审议进程。要求条款必须明确专利的授予条件、保护期限（不能是永久的）、以及强制授权（在特定情况下，如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等平衡性规定，避免其真的成为技术垄断的工具。
同时，他让沈万三出面，尝试在商会内部进行调解。沈万三找到李德贵和孙大锤，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由商会出面，确认李德贵对此项改良的首创地位，并给予其一定奖励；“鲁班坊”可继续生产此类家具，但需向李德贵支付一笔“技艺使用费”，费用由商会核定，既保障了首创者的利益，又避免了市场垄断。
这个民间调解方案，虽未能满足李德贵独占市场的初衷，但也为他争取到了实际利益和名誉，同时保证了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孙大锤在商会压力下，最终接受了此方案。
刑部最终依据调解结果和现有律法精神，作出了一个模糊的裁决：承认李德贵的首创贡献，但不支持其完全禁止仿造的诉求，鼓励双方依民间调解方案执行。
此案虽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但极大地推动了《商律·专利篇》的立法进程。议会内各方势力围绕专利的授权范围、保护力度、公共利益平衡等细节展开了更为深入和务实的讨论。
“专利之惑”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在制度复兴的道路上，鼓励创新与防止垄断、保护个人智力成果与促进社会知识共享之间，那微妙而复杂的平衡点。新制度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一次次具体的困惑与争论中，不断细化、完善，试图为帝国的创造力，搭建一个既能激励火花，又能防止燎原的规则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