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机车脱轨事故的调查报告，由格物院、工部及议会技术委员会联合署名，在《大明公报》上全文刊发。报告详尽分析了鱼尾板断裂的原因，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前钢铁冶炼、构件铸造及轨道施工中存在的质量标准不一、监管缺位等问题。报告的结论并非否定铁路本身，而是强调“欲兴其利，必先除其弊”，呼吁建立统一的“大明工矿营造标准”。
这份坦诚的报告，如同一剂清醒药，让部分恐慌的民众开始理性思考。然而，在朝堂之上，它却引发了另一场更为激烈的“标准之争”。
以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为首的守旧派，对报告中提及的“标准”二字极为敏感。他们在朝会上痛心疾首：“工矿营造，自有成例！何须另立标准？此乃格物院欲揽权于一身，以‘标准’之名，行把持之实！若事事皆需格物院核定标准，则天下百工，岂非皆需仰其鼻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他们的反对，表面上是对格物院扩权的担忧，深层则是对即将建立的、客观的、非由传统道德或行政权力所能左右的“技术权威”体系的恐惧。这套体系若建立起来，将从根本上动摇他们赖以生存的基于人情、关系和旧有经验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另一股反对力量来自民间行业行会。南京铸铁行会的会长，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匠宗，带着几十名各业行头，跪在了通政司门口，呈递万民书（实为行业请愿书）。他们并非反对标准本身，而是恐惧新标准由格物院的“学士”们制定，脱离实际生产，过于严苛，导致他们现有的工艺、设备乃至祖传手艺被淘汰，断了生计。
“老爷们明鉴啊！”老匠宗声泪俱下，“小老儿家传三代铸铁，全凭眼力、手感，火候到了自然成。如今格物院要用什么‘尺量’、‘秤称’，还要看什么‘金相’（指金相学），这……这祖宗传下来的法子，难道就不算标准了吗？”
这是新旧生产理念、经验主义与量化科学之间的鸿沟，其背后同样是利益与话语权的争夺。
面对来自上层和底层的双重压力，建立统一标准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林川深知，此事不能强推。他召见了王贞仪、顾炎成以及工部几位较为开明的官员。
“标准之事，关乎国运，亦关乎民生。”林川沉声道，“阻力之大，意料之中。此事，不能单靠格物院闭门造车，亦不能由工部一纸公文下达。需让反对者参与进来，让其亲眼所见，亲身体会。”
王贞仪若有所思：“林师之意是……？”
“成立‘大明标准制定总会’。”林川明确指示，“此会不由任何一部一院独掌。由议会牵头，格物院、工部、户部、乃至都察院，皆派员参与。更要紧的是，邀请各地主要行会的匠宗、大工坊主作为‘咨议’，共同参与标准的研讨与制定。”
顾炎成眼神一亮：“此议大善！既可集思广益，使标准更切合实际，亦可让反对者无处置喙。更重要的是，此乃《约法》‘共治’精神之体现！”
方案提出，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让匠人、商贾与朝廷命官、格物学士同堂议事，这在恪守等级的人看来，简直是“牝鸡司晨，阴阳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