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助学积分，”孙有才压低声音，“如何评定，尺度在我等手中。诸位乡贤若有意，可象征性捐些书籍、笔墨，本官自会命人记录在案，届时评定积分，必不使诸位吃亏。至于与工程、许可等挂钩之事…容后细细商议，总归不会让支持本官的乡贤失望。”
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未明着对抗朝廷政令，又最大程度地安抚了地方势力，将一场可能的风暴，化解为可控的、利益交换的“合作”。几位乡绅对视一眼，脸上都露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只要不影响他们子弟攻读经义考取功名的正途，不影响他们在地方的既得利益，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推行方式，他们完全可以接受。
几乎在同一时间，类似的场景在多个州县上演。有的县令如孙有才般“灵活变通”；有的则畏惧士绅势力，干脆将公文束之高阁，只等观望风色；只有少数几位锐意进取或与革新派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真正开始着手筹办学堂，招募师资。
……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南京议会。
徐承烈看着各地密报，脸色铁青，一拳砸在案上：“岂有此理！阳奉阴违，敷衍塞责！这些蠹虫，竟敢如此曲解朝廷政令！我看，非得抓几个典型，严加惩处不可！”
沈万三则显得更为冷静，他翻看着几份来自“积极配合”州县关于申请助学积分的文书，冷笑道：“惩处？你看这江都县，上报已兴办‘新式学堂’三所，募集助学捐银五百两。表面文章做得漂亮至极！你若动他，他必喊冤，反咬我等不察下情，苛责地方。”
王贞仪将一份格物院学生私下探访的报告递给林川，忧心道：“林师，情况比想象的更复杂。许多所谓‘新式学堂’，不过是旧塾学挂了个新牌子，教的仍是老一套。所谓格物课，有的请个道士讲炼丹，有的干脆让学生自己去观察蚂蚁上树…长此以往，新政必毁于这些‘软抵抗’之下。”
林川默默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地图上划过那些出现问题的州县。他深知，这是制度推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中梗阻”。皇权不下县，地方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士绅与胥吏的合作。如今新政触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便利用这种盘根错节的地方权力网络，织成了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缓冲网，将来自中央的革新压力层层消解。
“光有政令和利益引导，还不够。”林川终于开口，声音沉稳，“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执行机制，再好的经，也会被
他看向徐承烈和沈万三：“承烈，你刑部与都察院联动，选派干练御史、按察使，成立‘新政巡视组’，明察暗访，重点核查各地学堂是否名副其实，助学积分评定是否公正。一旦发现弄虚作假、敷衍塞责者，无论官职大小，立即弹劾，按渎职、欺君论处！要让地方官知道，朝廷的眼睛，时刻看着他们。”
“万三，”他又转向沈万三，“你户部配合。将各地助学积分的使用情况、与地方工程招标的关联，全部公开，接受士绅商贾乃至普通百姓的监督。让阳光，照进这些暗箱操作的角落。”
“贞仪，”最后，他看向王贞仪，“格物院尽快制定出新式学堂的教学标准、师资认证体系。我们要给地方提供清晰的、可操作的范本，让他们无法再以‘不知如何办’为借口推诿。”
一道道指令发出，针对“政令出京门”困境的应对策略迅速部署下去。这是一场中央意志与地方惰性、既得利益的无声较量。议会试图用更严密的监督、更透明的规则、更具体的标准，将革新之力，穿透那层厚厚的、由习惯和利益编织的隔膜，真正注入大明的肌体。
风暴，在看似平静的地方官场下悄然酝酿。没有人知道，当巡视组的钦差手持敕令，突然出现在县衙门口时，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孙有才”们，将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