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卬觉得卫鞅够意思，就答应了，没带多少人就去了卫鞅的军营。结果刚喝了两杯酒，卫鞅使了个眼色，埋伏好的士兵就冲了出来，把公子卬抓了起来。魏军没了将领，一下子乱了套，秦军趁机发起进攻，把魏军打得大败，收复了河西之地——这就是《史记》里说的“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虽然这招有点“不地道”，但在战国时期，兵不厌诈，能打赢才是硬道理。河西之战的胜利，让秦国终于收回了被魏国占领几十年的土地，更重要的是，秦国终于有了东出函谷关的跳板，再也不是那个被六国看不起的“蛮夷之国”了。
公元前343年，周天子周显王派人给孝公送了祭肉，封孝公为“伯”（诸侯之长），这可是当年秦穆公才有的荣誉。公元前342年，诸侯们都来秦国朝贺，连以前看不起秦国的韩国、赵国，都派人来送礼——秦国终于扬眉吐气了，孝公站在雍城的城楼上，看着前来朝贺的诸侯使者，心里感慨万千：“当年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一定要让秦国变强’，今天总算对得起爹，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这时候的秦国，已经不是那个连诸侯会盟都挤不进去的“破落户”，而是能让周天子亲自颁奖、诸侯主动巴结的“强国新贵”。各国的使者看着栎阳城里整齐的街道、装备精良的士兵，还有粮仓里堆得冒尖的粮食，都在心里嘀咕：“这秦国咋跟开了挂似的？再这么下去，以后中原的事儿，恐怕得听秦国的了！”
孝公可没飘，他知道秦国现在只是“初步小康”，离真正的“称霸诸侯”还有距离。他跟卫鞅商量：“现在河西之地收回来了，但魏国的底子还在，咱们得趁胜追击，再扩大点地盘。另外，栎阳城太小了，而且位置偏东，不利于掌控西边的戎狄，不如咱们迁都吧？”
卫鞅觉得这主意好，两人选来选去，最后选定了咸阳（现在的陕西咸阳）。咸阳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左边是函谷关，右边是散关，前面是武关，后面是萧关，四面都有天险，易守难攻，而且土地肥沃，适合发展农业。公元前350年，孝公下令迁都咸阳，还在咸阳修了新的宫殿、城墙，制定了新的都城规划，把全国的百姓和贵族都迁到咸阳附近，方便管理。
迁都之后，孝公又让卫鞅搞了“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巩固变法成果：一是“废井田”更彻底，把以前贵族手里的土地全部分给百姓，彻底打破了贵族对土地的垄断；二是“推行小家庭制”，规定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多交赋税，这招不仅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还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三是“统一度量衡”更细化，连马车的车轮间距都统一了，方便全国的交通和贸易。
第二次变法之后，秦国的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公元前341年，魏国跟齐国打了“马陵之战”，庞涓战死，魏军主力被消灭，魏国从此一蹶不振。孝公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派卫鞅率军攻打魏国，这次秦军势如破竹，不仅把魏国在河西的最后一块地盘抢了过来，还打到了魏国的都城安邑附近。魏惠王吓得赶紧派人求和，把河西之地全部还给秦国，还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现在的河南开封）——这一下，魏国彻底失去了“霸主”的地位，而秦国则成了西部最强大的国家。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变法者”大多没好下场，比如后来的吴起、王安石，要么被杀，要么被罢官。但卫鞅在秦国变法二十年，不仅没被收拾，还被孝公封了“商君”，给了他商於之地（现在的陕西商洛一带）十五座城，成了秦国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这背后全靠孝公的“无条件信任”。
有一次，有个叫赵良的隐士找到卫鞅，劝他：“你现在权力太大了，得罪的贵族也太多了，不如早点交出权力，回老家养老，不然等孝公不在了，你肯定会倒霉。”卫鞅没听，不是他狂妄，是他知道，孝公会一直护着他。
孝公对卫鞅的信任，可不是嘴上说说。有一回，朝堂上有个贵族诬告卫鞅“谋反”，还拿出了伪造的证据。孝公连查都没查，直接把那个贵族拉出去砍了，还对大臣们说：“商君是我秦国的功臣，谁要是再敢诬告他，就是跟我作对！”
还有一次，卫鞅的女儿嫁给了太子驷（后来的秦惠文王），有大臣说：“商君是臣子，他的女儿怎么能嫁给太子？这不合规矩。”孝公却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商君为秦国立了大功，他的女儿配得上太子。”就这么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其实孝公心里清楚，卫鞅的变法虽然让秦国变强了，但也把贵族得罪遍了，卫鞅的命运，跟他这个国君牢牢绑在一起。他不止一次跟卫鞅说：“我活着一天，就保你一天；等我百年之后，我会让太子继续信任你，你放心大胆地干。”
卫鞅也没辜负孝公的信任，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秦国的变法和建设上，连家都很少回。有一年，卫鞅的母亲在魏国去世，他因为忙着制定新的税法，都没能回去奔丧。孝公知道后，亲自去卫鞅家里安慰他，还把自己的一块封地赏给了卫鞅的母亲，算是替卫鞅尽孝。
《史记》里虽然没直接写两人的“友谊”，但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行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这句话就能看出来，要是没有孝公的全力支持，卫鞅的变法早就被贵族们推翻了。这对君臣，一个敢放权，一个敢做事，堪称战国时期的“君臣典范”，比后来刘备和诸葛亮的“鱼水之情”，还要早一百多年。
公元前338年，孝公病倒了。这一年，他才四十四岁，本来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因为常年操劳国事，积劳成疾，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弥留之际，孝公把卫鞅叫到床边，拉着他的手说：“我不行了……秦国就交给你和太子了。你一定要帮太子把秦国继续变强，完成我没完成的心愿……”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卫鞅也红了眼眶，跪在床边说：“君上放心，我一定不负您的重托，就算粉身碎骨，也要让秦国称霸诸侯！”
孝公还想再说点什么，却一口气没上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位把秦国从“破落户”带成“强国新贵”的君主，就这样走完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孝公去世后，太子驷继位，也就是秦惠文王。惠文王刚继位，以前被变法打压的贵族们就跳了出来，为首的就是当年被割掉鼻子的公子虔。他们联名诬告卫鞅“谋反”，说：“卫鞅权力太大，现在君上刚继位，他肯定会趁机夺权，不如早点把他杀了，以绝后患。”
惠文王虽然知道卫鞅是功臣，但刚继位根基不稳，需要贵族们的支持，而且他当年因为犯法，老师被处罚，心里对卫鞅也有点记恨。于是，他下令逮捕卫鞅。
卫鞅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就从咸阳逃了出来，想逃到魏国去。可魏国因为当年被卫鞅骗了公子卬，还丢了河西之地，对他恨之入骨，不肯收留他。卫鞅没办法，只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於，组织家丁和百姓反抗，但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被秦军抓住了。
公元前338年，卫鞅被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他的家族也被满门抄斩。一代变法功臣，就这样落了个惨死的下场，让人唏嘘不已。
但有意思的是，惠文王虽然杀了卫鞅，却没废除卫鞅的变法。他心里清楚，秦国能有今天的强大，全靠卫鞅的变法，要是废除了变法，秦国就会回到以前的“破落户”状态。所以，他一边杀了卫鞅，平息贵族们的怨气，一边继续推行变法，还重用卫鞅培养的人才，比如公孙衍、张仪等人，让秦国的国力继续增强。
孝公要是泉下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他虽然没能亲眼看到秦国称霸诸侯，但他打下的基础，却为后来的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始皇铺平了道路。一百多年后，他的六世孙秦始皇嬴政，就是靠着孝公和卫鞅留下的“变法遗产”，横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
《史记》里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这段话，不仅是对孝公和卫鞅的评价，更是对秦国崛起的最好总结。
现在回头看孝公的一生，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个被严重低估的君主。提起战国时期的明君，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齐桓公、晋文公，或者后来的秦始皇，但很少有人会想到秦孝公。可要是没有孝公，就没有卫鞅的变法，没有变法后的强大秦国，也就没有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孝公才是“秦朝统一”的“第一奠基人”。
他的一生，就像一场“逆风翻盘”的游戏：
开局：接手一个“经济破产、军事落后、国际地位低下”的烂摊子，相当于游戏里选了最难的“地狱模式”；
中期：靠一篇《求贤令》招到“顶级玩家”卫鞅，然后“无条件信任”，让卫鞅放手改革，相当于给游戏开了“正确的外挂”；
后期：迁都咸阳，东出函谷，收复河西，让秦国从“蛮夷之国”变成“强国新贵”，相当于成功“通关”，还解锁了“称霸诸侯”的隐藏剧情。
他身上最难得的品质，不是雄才大略，而是“敢认错、敢放权、敢坚持”。
敢认错：他不像其他诸侯那样，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而是敢于承认秦国的落后，还在《求贤令》里公开揭祖宗的“黑历史”，这种勇气，在当时的诸侯里，没几个能做到；
敢放权：他把秦国的军政大权都交给卫鞅，甚至允许卫鞅处罚自己的儿子和老师，这种“用人不疑”的魄力，比后来的刘邦、朱元璋，还要大气；
敢坚持：变法遇到阻力时，他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站在卫鞅这边，哪怕得罪所有贵族，也要把变法推行下去，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正是秦国能变强的关键。
有人说，孝公的运气好，遇到了卫鞅；可反过来想，要是卫鞅没遇到孝公，他可能一辈子都只是魏国相府里的一个小秘书，永远没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像现在的职场，一个有能力的员工，要是遇到一个不信任、不放权的老板，也很难做出成绩。所以，孝公和卫鞅的相遇，是“明君遇贤臣”的幸运，更是秦国的幸运。
孝公去世后，秦国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咸阳城外修了一座“孝公祠”，每年都有人去祭拜。直到秦朝灭亡后，这座祠堂还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专门去咸阳考察，还去了孝公祠，听当地百姓讲述孝公的故事，最后在《秦本纪》里，给了孝公极高的评价。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总结孝公的一生，大概就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创一代’，接手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家族企业’，靠真诚招聘到‘顶级cEo’，用二十年时间把企业打造成行业龙头，为后来企业成为‘行业垄断巨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战国策》《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