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顺宗没停手，他知道，宦官最厉害的不是抢东西，是手里有兵权。当时神策军的兵权全在宦官手里，顺宗想把兵权收回来，交给自己信任的大臣。王叔文推荐了范希朝和韩泰，让他们去接管神策军。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宦官头子俱文珍当场就炸了：“兵权是咱们的命根子，给了他们，咱们还活不活？”他连夜召集其他宦官，跑到顺宗面前哭哭啼啼：“陛下，神策军是保卫皇宫的，要是交给外人，万一他们造反，谁来保护您？”
顺宗本来身体就不好，被宦官这么一闹，气得头晕眼花，话都说不出来。王叔文想再争辩，可宦官根本不给机会，直接把范希朝和韩泰挡在神策军军营外，俩人连军营的门都没进去。
兵权没拿回来，顺宗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到了三月，他连早朝都没法上了，所有奏章都得靠王叔文等人先看完，再念给他听，他点头就准，摇头就驳回。可这么一来，满朝文武都觉得：这皇帝跟个傀儡似的，实权都在王叔文手里。
藩镇也开始闹事。淮西节度使吴少诚上书，说王叔文“专权乱政”，要求顺宗把王叔文撤职。俱文珍趁机联合几个老臣，天天在顺宗面前说王叔文的坏话，说他“想谋反”“想架空皇帝”。
顺宗心里清楚王叔文是忠臣，可他自己说话没人听，身体又撑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王叔文被排挤。五月，俱文珍等人逼着顺宗下旨，让王叔文去当渝州司户参军，把他赶出了长安。
王叔文走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雨。他骑着马出长安城门，回头看了一眼皇宫，叹了口气：“吾志未竟，奈何天不假年！”我们中学课本里学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说的就是刘禹锡和王叔文这群人的遭遇。
王叔文被赶走后，顺宗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俱文珍等人见顺宗没了靠山，就开始琢磨着换皇帝。他们选中的人，是顺宗的长子李纯——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
六月，俱文珍带着一群宦官和老臣，跑到顺宗的病榻前，说是“百官请求陛下立太子”。顺宗躺在床上，看着这群人虎视眈眈的样子，心里明白：自己要是不答应，指不定会出什么事。他颤抖着抬起左手，在立太子的诏书上画了个圈。
几天后，李纯被立为太子。俱文珍还不满足，又开始逼着顺宗退位。七月，宫里传出消息：顺宗“自愿”退位，当太上皇，太子李纯登基。
《旧唐书·顺宗本纪》里写：“永贞元年八月庚子，诏曰：‘朕以寡德，纂承大统……今传位于皇太子，宜令所司择日册命。’”这道圣旨，说是顺宗“自愿”，可谁都知道，背后是宦官的逼迫。
退位那天，顺宗被人从病床上扶起来，换上太上皇的衣服，送到兴庆宫居住。他看着儿子李纯穿着龙袍，接受百官朝拜，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也许他想起了二十六年的太子生涯，想起了刚登基时的雄心壮志，想起了王叔文那群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的大臣，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李纯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二王八司马”全贬到偏远地方。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刘禹锡被贬到朗州，其他几个人也没好下场。永贞革新就像一场短暂的烟火，刚点亮夜空，就熄灭了。
顺宗当了太上皇之后，身体越来越差。他住在兴庆宫，身边只有几个老宫女伺候，想见儿子李纯一面都难。有时候他坐在窗边，看着远处的皇宫，能看一整天，嘴里还念叨着“王叔文”“改革”之类的话，可没人听得懂，也没人愿意听。
元和元年正月，顺宗在兴庆宫驾崩，享年四十六岁。从登基到驾崩，不过一年多时间，真正掌权的日子，更是只有短短一百多天。
《新唐书》里评价顺宗：“顺宗之为太子也，留心艺术，善隶书。德宗之世，天下多故，太子常忧惧，不能言。及即位，锐意改革，而疾已甚，在位七月而逊位。”这段话算是公允，可也藏着惋惜——要是顺宗身体好点，要是他能多掌权几年，唐朝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
顺宗死了，可关于他的议论没停过。有人说他是个可怜的皇帝，半生熬太子，登基就生病，最后被宦官逼着退位，一辈子都在憋屈中度过；也有人说他是个有魄力的皇帝，明知自己身体不行，还敢跟宦官、藩镇叫板，搞永贞革新，虽败犹荣。
其实顺宗这一生，就像他登基时那场雪——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可雪化了之后，总有人记得，曾经有过那么一场雪，想把长安的脏东西都盖住。他搞的永贞革新，虽然只维持了一百多天，可废除宫市、五坊小儿，实实在在帮老百姓解了困；他想收回兵权，虽然没成功，可也让后来的皇帝知道，宦官专权是个大麻烦。
就像刘禹锡在《玄都观桃花》里写的：“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顺宗虽然走了，可他的革新精神，他的那份不甘，却一直留在了唐朝的历史里。后来宪宗虽然贬了“二王八司马”，可也吸取了顺宗的教训，打压藩镇，整顿朝政，开创了“元和中兴”，说不定在某个深夜，宪宗也会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那个躺在病榻上还想改革的皇帝。
顺宗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普通人在皇权旋涡里的挣扎。他不是什么千古一帝，没有唐太宗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唐玄宗的风流倜傥，可他有一颗想让天下变好的心，哪怕自己只有一百多天的时间，哪怕自己连话都说不利索，他也想试试。
这就够了。
毕竟，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开创盛世，可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只要敢为天下先，就算只当一百多天皇帝，也值得被记住。
参考《新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