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德宗，再也没有刚登基时的傲气了。他看着身边跟着自己受苦的大臣，看着逃难的老百姓，终于明白：自己以前太急了，太想一步到位，结果把所有藩镇都逼反了。要是再这么硬撑下去，别说削藩了，自己这个皇帝都要当不成了。
公元784年，德宗在汉中（今陕西汉中）下了一道诏书，史称《罪己大赦诏》。这道诏书，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检讨书”之一，德宗在诏书上把所有错都揽到自己身上，说自己“朕实不君，人则何罪”（《旧唐书》），意思是我不是个好皇帝，老百姓和藩镇没罪，都是我的错。
他还具体说了自己的错：不该猜忌大臣，不该苛待藩镇，不该让老百姓跟着受苦。最后，他宣布大赦天下，除了朱泚之外，其他造反的藩镇节度使，只要愿意归顺朝廷，以前的罪都不算，还保留他们的地盘和官职。
这道诏书一出来，效果比打十场胜仗还好。那些跟着造反的藩镇节度使，本来心里还怕朝廷算账，一看皇帝都认错了，还不追究责任，纷纷上书归顺。田悦、李纳这些人，赶紧去掉“王”的封号，重新认朝廷当“老板”。就连以前跟朝廷对着干的藩镇，也都派使者来表忠心。
德宗这才敢带着人回长安。回到长安那天，老百姓都站在路边看，有的哭有的笑，德宗看着熟悉又陌生的长安城，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的“中兴之梦”碎了，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提“削藩”两个字了。
回长安之后，德宗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他对官员严格，现在变得宽松了；以前他省钱，现在开始喜欢钱财了；以前他信任大臣，现在开始信任太监了。
为啥会这样？因为他怕了。他怕再得罪大臣，怕再逼反藩镇，怕再被赶出长安。所以他开始“佛系”治国：藩镇只要不造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朝廷不管；官员只要不谋反，贪点钱也没关系；至于朝政，他懒得管，干脆交给宰相处理，自己躲在宫里数钱。
有个叫陆贽的宰相，是个忠臣，看着德宗越来越消沉，就天天上书劝他，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资治通鉴》），让他别再沉迷钱财，要关心老百姓。可德宗根本听不进去，还觉得陆贽太烦，后来干脆把陆贽贬到外地去了。
从这时候起，大唐的朝政又开始走下坡路。藩镇越来越横，节度使们还是父死子继，朝廷只能点头；官员越来越贪，老百姓的赋税越来越重；太监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后来甚至能干涉朝政。德宗自己呢，天天在宫里喝酒作乐，看着库房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才觉得踏实。
德宗晚年，犯了不少糊涂事。他一方面当“甩手掌柜”，把朝政交给宰相，另一方面又不想放权，总怕宰相权力太大，所以经常派太监去监视宰相，还动不动就换宰相。
当时有个宰相叫裴延龄，是个十足的奸臣。他知道德宗喜欢钱，就天天跟德宗说“我能帮陛下搞到很多钱”，其实就是把老百姓的赋税加倍征收，再把搜刮来的钱交给德宗。德宗居然信了，还觉得裴延龄是个忠臣，天天夸他。大臣们都知道裴延龄不是好人，纷纷上书弹劾他，可德宗根本不管，还把弹劾的大臣贬官。
还有一件事，更能看出德宗晚年的糊涂。他以前讨厌藩镇，后来却开始学藩镇的样子，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地方当节度使，让他们替自己搜刮钱财。有个叫李实的官员，被德宗派到京兆府（今西安）当尹，李实上任之后，不管老百姓死活，拼命收税，连灾年都不让减免。老百姓被逼得卖儿卖女，李实却跟德宗说“今年粮食丰收，老百姓过得很好”（《新唐书》）。德宗居然信了，还赏了李实不少钱。
不过，德宗也不是完全糊涂。他虽然不管朝政，但心里还是惦记着大唐的江山。他知道太子李诵身体不好，就提前安排好辅佐太子的大臣；他也知道吐蕃是个威胁，就跟吐蕃议和，还派使者去安抚周边的少数民族，让大唐的边境暂时安定下来。
公元805年，德宗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太子李诵叫到床边，嘱咐他一定要好好治理国家，别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干了不少后悔事。没过几天，德宗就在长安皇宫里咽气了，享年六十四岁。
他死了之后，太子李诵登基，就是唐顺宗。可顺宗身体太差，当了几个月皇帝就禅位给儿子唐宪宗。宪宗登基后，又开始削藩，还真平定了不少藩镇，史称“元和中兴”。要是德宗泉下有知，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惭愧——自己没完成的事，居然被孙子完成了。
唐德宗李适的一辈子，就像坐过山车，起起落落，大喜大悲。他刚登基的时候，是个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明君”苗子，裁冗官、省开支、削藩镇，每一步都走在点子上，差点就真的“中兴”大唐了。可他太骄傲、太急躁，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后被逼得逃亡、下罪己诏，从此一蹶不振，变成了一个“昏君”。
《旧唐书》评价他“志大而才疏，心高而智浅”，这话很中肯。他有想当“中兴之主”的志向，却没有相应的能力和耐心；他知道大唐的毛病在哪，却不知道该怎么慢慢解决，总想一口吃个胖子。
但我们也不能全怪他。他出生在乱世，亲眼见证了大唐的衰落，心里着急想挽回，这本身没错。只是他没明白，治理一个破碎的王朝，就像修补一件破衣服，得一针一线慢慢缝，不能用剪刀乱剪。
德宗这辈子，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那道《罪己诏》。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在皇帝里是很少见的。也正是因为这道诏书，大唐才没有在藩镇之乱中彻底灭亡，为后来的“元和中兴”留下了一线生机。
要是德宗能早点明白“慢慢来”的道理，要是他能多信任一些像陆贽这样的忠臣，要是他晚年没有那么沉迷钱财，或许他真的能成为大唐的“中兴之主”。可惜，历史没有“要是”。
唐德宗李适，就是这么一个复杂又真实的皇帝。他不是完美的明君，也不是彻底的昏君，他只是一个在乱世里挣扎的普通人，想做好却没做好，留下了一堆遗憾，也留下了一段让后人唏嘘的历史。
参考《旧唐书·德宗纪》《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