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曹操实际控制的北方广大区域，情况则截然不同。许昌、邺城等地的官方舆论，在曹操的强大机器运作下，早已将刘备定性为“僭逆”、“国贼”、“分裂国家的乱臣”。许多依附于曹氏政权，或认为只有曹操才能结束乱世、恢复秩序的士人（如北方大族代表），则对刘备的称王嗤之以鼻。他们或在公开场合抨击刘备的“虚伪”与“不臣”，或在私下议论，认为刘备不过是在偏安一隅，终究难与拥有中原腹地的曹操相抗衡。
但无论如何，刘备那“帝室之胄”的身份，在此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北方，也有不少士人在内心暗自衡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权力来源于胁迫；而刘备以宗亲身份，于汉室倾颓之际挺身而出，其称王的“合法性”与道义高度，在传统士人心中，天然地超过了“阉宦之后”且行为近乎篡逆的曹操，更非割据地方的孙权所能比拟。这种观念上的优势，虽无声，却深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天下的人心向背。
刘备称王与曹操汉中惨败的消息，如同两道惊雷，接连劈在了广袤而动荡的凉州与饱经蹂躏的关中大地之上。
对于盘踞在凉州的诸羌胡部落以及马超、张横、粱兴等军阀的残部旧将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马超虽已投靠刘备，但其在羌人中的余威尚存。曹操的失败，让他们看到了复仇和摆脱控制的希望。张横、粱兴等势力开始活跃起来，秘密派遣使者，绕过曹操的封锁线，试图与成都的汉中王取得联系。广袤的河西走廊与陇山左右，暗流涌动，一股反抗曹操、倾向刘备的潜流正在形成。这些彪悍的西凉铁骑，若能为我所用，将成为日后北伐时，从侧翼牵制曹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而在关中地区，情况则更为复杂微妙。自董卓之乱以来，关中百姓饱受战乱、饥荒与迁徙之苦。曹操在与马超、韩遂大战后，为充实河北，曾强行迁徙大量关中民众，使得这片曾经富庶的土地变得凋敝，民心惶惶，对曹魏政权充满了怨恨与恐惧。
“听说那刘皇叔，在益州和荆州都施行仁政，轻徭薄赋，是个爱民如子的好主子。”
“曹操把咱们的粮食都搜刮去打仗了，儿子、丈夫都被拉去当兵，死在汉中不知有多少……”
“要是刘皇叔能打过来就好了，这日子，总算有个盼头。”
类似的议论，在渭水两岸的村落与城镇中悄悄流传。尽管曹操派遣重将镇守长安，严控舆论，但那种源自生存本能的对“仁德”之君的期待，是无法完全禁锢的。关中的人心，已然浮动，就像一堆干燥的柴薪，只待一点火星，便可燃起燎原之势。这为刘备集团日后实施“跨有荆益”之后的“还定三秦”战略，提供了潜在的、宝贵的民心基础。
对于天下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或许不懂高深的政治权谋，也无法完全理解“汉中王”与“魏王”在法理上的细微差别。但他们从最朴素的生存直觉出发，看到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一个足以与北方曹操、东方孙权鼎足而立的新的权力中心，已经在西蜀之地正式确立。
天下“三足鼎立”的格局，以一种比真实历史更早、更清晰、也更有利于刘备的方式，呈现在了所有旁观者的眼前。过去，虽然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分的基础，但刘备一方始终给人以相对弱小的印象。而如今，汉中大捷与称王建制，无疑向天下宣告——刘备集团，已然拥有了问鼎天下的雄厚实力与政治资本。
在河北的田野，中原的集市，江南的水乡，人们劳作之余，开始更多地谈论起“西边那位汉中王”。他们或许不关心谁最终能统一天下，但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权力的多元化，意味着压迫者或许会有所顾忌，意味着他们在这乱世中，多了一个或许可以喘息、可以选择的余地。这种认知本身，就是对旧有秩序的一种无形冲击。
历史的车轮，因刘备这关键性的称王一步，而加速转动。天下的棋局上，一颗沉重而有力的新棋子已然落下，它与北方的“魏”、东方的“吴”相互制约，彼此牵动，共同指向一个依旧未知，却注定更加波澜壮阔的未来。所有人的命运，都将在这种新的平衡与不平衡中，重新寻找自己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