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师生和工程师们的情绪被彻底点燃。
自由提问环节开始，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经费的分配、技术的可行性、理论与实际的落差……一个个问题被抛出，一场场思想的碰撞在会场上演。
刘星海、赵老师、方教授等人从容应对，时而用高深的理论解释，时而用形象的比喻说明，甚至坦诚某些环节确实存在挑战，需要共同努力。
这种坦诚和务实，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然而，当主持人示意一位坐在后排、气质沉静、目光中带着深邃思考的中年学者发言时，会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此人缓缓起身，神情庄重而诚恳，他向主席台和全场微微颔首致意，声音清晰而平和。
“王副校长，刘教授，李厂长，诸位同仁，同学们。鄙人汪瀚，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今日冒昧前来，是听闻贵校与红星轧钢厂的合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并发布雄心勃勃的第二期规划，心向往之，特来学习，并带来一些关乎我国工业技术长远发展的思考，与诸位共同探讨。”
他的开场白没有丝毫火药味，只有纯粹的学术探讨意愿，这反而让会场变得更加安静，众人凝神倾听。
“首先，我要对清华同仁和红星轧钢厂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敬佩。”
汪瀚教授语气真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理论构想转化为车间里实实在在运行的系统，解决了国家建设的燃眉之急，此等‘知行合一’的精神，是我等需要认真学习的。”
他话锋转入正题，神色变得严肃：“然而，正因贵我双方所从事的事业，关乎国家工业化的根基与未来，有些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共同面对，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辨。这并非针对具体技术路线的否定，而是出于对如何更好地构建我们国家自主、可持续工业技术体系的责任感。”
“第一个问题，关乎‘理论基础’与‘工程实现’的平衡。”汪瀚的目光扫过课题清单，最后落在刘星海教授身上，“刘老，贵方的二期课题，无论是自适应控制、振动监测，还是宏伟的热处理线自动化，其技术路径呈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和‘工程驱动’特征，力求快速解决生产中的具体瓶颈，这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
“但作为教育者和基础研究者，我不免心生忧虑。”他语气深沉，“我们是否在全力推进‘应用’的同时，对支撑这些应用的、更普适性、更底层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数学工具开发，投入了足够的力量？例如，At-02自适应控制，其核心算法的收敛性证明、鲁棒性分析，是否与硬件开发同步？pq-01中复杂的传热学模型，其简化是否建立在严格的尺度分析和量纲齐次性之上？”
他顿了顿，眼中流露出一种对学问本身的敬畏与执着：“我担忧，如果我们的工程实践长期建立在经验修正和近似模型之上，缺乏坚实的、经过严格数学锤炼的理论骨架，那么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将难以提炼、升华，难以形成我们自己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中国工业自动化学派’。当下一代技术变革来临，我们是否可能因为基础理论的薄弱，而再次陷入被动？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培养‘能动手’的工程师的同时，是否也应确保他们拥有‘明其理’的深厚内功？”
这时，汪瀚身后一位神情专注的研究生站起身，他的提问也延续了其导师的风格，充满了对知识体系完整性的关切：“刘教授，我补充一点。我们注意到贵方的技术架构，大量依赖于‘掐丝珐琅’这类定制化硬件和特定工艺。这种高度特化的技术路径，在解决当前问题上效率卓着。但从国家资源优化和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这是否会使得知识体系过于‘碎片化’和‘场景绑定’？不利于形成标准化的、可迁移的技术模块？我们是否应该更早地引导一部分顶尖人才，去攻关那些更具通用性的、平台型的底层技术，哪怕它们短期内难以看到具体的‘钢水’和‘板材’？”
汪瀚微微点头，接过话头，提出了第二个，也是更核心的关切，关于“人才培养”与“学术生态”。
“这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思考，或许更为根本。那便是我们顶尖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时，应侧重于培养何种人才，营造何种学术生态？”他的目光扫过台下年轻的清华学子。
“清华的‘真刀真枪搞实践’，让学生深入车间，直面问题，培养出的工程师务实、能干，能迅速为国家创造价值，此乃巨大优势，北大亦当借鉴。”他首先再次肯定。
“然而，”汪瀚的语气带着一种长远的忧思，“我担心，如果我们的优秀学子过早、过深地陷入具体工程问题的‘汪洋大海’，是否会无形中压缩了他们进行系统性、前瞻性基础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是否会削弱了他们构建宏大理论框架的能力和野心？”
“一个国家强大的、自主的工业体系，不仅需要能解决‘今天’问题的卓越工程师，更需要能定义‘明天’技术范式的战略科学家和理论奠基人。”
他的声音不高，却振聋发聩：“后者往往需要长时间的静心思考，需要沉浸在抽象的数学世界和物理原理中，需要耐得住寂寞，去探索那些暂时看不到直接应用、却可能决定未来数十年技术走向的‘无用之学’。”
“我的问题是，”他看向王副校长和刘星海教授，眼神清澈而恳切，“在我们如此强调‘产学研结合’，强调‘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今天，我们顶尖学府，应该如何平衡‘解决当下需求’与‘孕育未来突破’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在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和价值导向上，为后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崇高的地位？我们是否有可能，在热火朝天的实践基地旁边，也建立起同样强大的、专注于攻克工业‘母问题’的理论高地？”
汪瀚教授是站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哲学的高度，提出了深沉的叩问。他的担忧源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责任感，他的质疑出自对学问本身的纯粹尊重。
会场陷入了更深的思考。
这不仅是一场技术发布会，更像是一场关于中国工业科技未来走向的高层论坛。
面对这直指核心的、充满家国情怀的提问，刘星海教授的神色也变得更加庄重。
他沉默片刻，仿佛在咀嚼每一个字的重量，然后缓缓开口：“汪瀚教授，您提出的问题，深刻，沉重，且无法回避。感谢您以纯粹的学术良知和国家责任感，为我们敲响这警钟。”他首先表达了最高的敬意。
“您关于理论基础与人才培养的忧虑，我完全赞同，并且感同身受。”刘星海坦诚道，“我们目前的做法，某种意义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优先选择。国家急需，封锁严峻，我们必须先解决‘有无’，先让机器转起来，先让人才能顶上去。”
“但是，‘不得已’不能成为‘长久之计’。”刘星海话锋坚定起来，“您说得对，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的技术大厦终究是脆弱的；没有能够仰望星空的战略科学家，我们的工业发展将缺乏持续的动力。因此，在二期课题中，我们特别强化了前瞻性与基础研究板块，其目的，就是在解决‘今天’问题的同时，为‘明天’播下种子。”
他看向台下年轻的学生们：“至于人才培养，我们追求的，并非是培养只会动手的‘匠人’，而是希望他们‘上手快’，同时‘后劲足’。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它能提出理论课堂上无法提出的真问题。我们鼓励学生在解决具体工程难题时，追溯其理论根源，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创新。这或许是一条更艰难的路，但一旦走通，他们将成为既懂实践、又明理论的‘将帅之才’。”
最后，刘星海教授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汪教授，我相信，‘实践驱动’与‘理论引领’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滋养、螺旋上升的。清华与北大，各有传统，各具优势。或许，未来我们两校可以探索更深入的合作。北大的深厚理论根基，与清华的工程实践平台相结合，共同为国家培养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的栋梁之材，共同构建您所期望的、既解决当下问题、又引领未来发展的完整创新体系。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担当！”
刘星海的回应，格局宏大，既承认了现实困境，又展望了合作未来，将一场潜在的路线之争，升华到了共同为国家未来奋斗的崇高层面。
汪瀚教授听完，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些许释然和赞同，他深深地点了点头：“刘老所言，高瞻远瞩。若能如此，实为国家之大幸，学界之大幸。期待未来能与清华同仁有更多交流与合作。”他缓缓坐下，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这场交锋，没有胜负，只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真理的共同探寻。
它让在场的每一位师生都感受到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也看到了超越门户之见的、更加广阔的可能性。
最后，清华大学的王副校长进行了总结动员。
他高度肯定了“红星-清华”实践基地前期取得的巨大成绩，称其为“全国厂校合作的一面旗帜”。
“第二期课题的发布，标志着我们的合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成熟的战略发展期！”王副校长声音铿锵，“这些课题，瞄准的是国家工业自动化的迫切需求，夯实的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根基。清华大学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项目的开展，为师生们创造最好的条件，期待你们勇攀科技高峰，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将成果应用在现代化的建设之中！”
他的话语，为这次发布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更像是一声嘹亮的冲锋号，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发布会结束后，人群并未立刻散去。
大家围在展板前，聚在老师傅或学生周围，继续着热烈的讨论。
213宿舍的兄弟们，以及联合课题组的师兄师姐们，此刻也分散在会场各处，为那些感兴趣的老师同学们进行着更具体、更贴近实践的讲解。
他们穿着统一的“青衿致远”装，身姿挺拔，言语间既有学生的谦逊，又带着一线实践者的自信，成为了会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会场，照亮了一张张充满激情与向往的脸庞。
理想、激情与国家需求，在这个春日的下午，紧密地交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