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奏疏中，他并未直接弹劾潘美，而是以“戴罪之身”自居，沉痛检讨自己“驰援不力”、“未能救父于危难”，恳请皇帝降罪。接着，他笔锋一转，以血泪控诉辽军之残暴，耶律斜轸之狡诈，并详细描述了陈家谷之战最后时刻，父亲杨业是如何在绝境中依旧浴血奋战，直至力竭殉国的悲壮场景！
他写父亲如何身先士卒，写将士如何舍生忘死，写那面杨字大旗是如何在箭雨刀丛中屹立不倒！字字泣血，句句含悲！
然而，在奏疏的末尾，他却以一种极其隐晦却又无比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一个致命的疑问：
“……臣父孤军悬于谷中，内外消息断绝。然辽军布局之精准，围困之严密，时机拿捏之狠辣，仿佛……仿佛早已知晓我军动向，预作安排。若非如此，以臣父之能，纵不能胜，亦当可全身而退……臣每思及此，五内俱焚，夜不能寐！恳请陛下，彻查军中有无通敌泄密、贻误军机之奸佞，以告慰臣父及数万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则臣，虽万死，亦无憾矣！”
他没有点名潘美，但“通敌泄密”、“贻误军机”这两个词，结合王贵的前科以及潘美在西线、北疆一系列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其指向性，不言而喻！
这份奏疏一上，如同在已经沸腾的油锅里，又泼进了一瓢冷水！
它成功地将公众的愤怒，从单纯的“援救不力”，引导向了更深层次的、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猜测——杨业之死，或许并非单纯的军事失败，而是一场内外勾结的政治谋杀！
潘美的处境，顿时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皇帝赵光义在接到这份奏疏后，沉默了整整一日。他回想起杨业的忠勇，杨延昭的悲壮，潘美过往的种种，以及朝野汹涌的舆论……最终，他下定了决心。
一道圣旨传出：
追赠杨业为中书令，谥号“忠武”，极尽哀荣。
擢升杨延昭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郑州刺史，委以北面行营都部署之重任，总揽河北西路防务，继承其父遗志，抵御辽军！
而潘美，虽未立刻问罪，却被剥夺了枢密使之职，改任有名无实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彻底远离了权力中心！
这一升一贬，清晰地表明了皇帝的态度，也暂时为这场滔天波澜，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躺在病床上的杨延昭，接到圣旨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赢了，利用父亲的死，利用舆论，利用皇帝的权衡，成功地将潘美赶出了权力核心，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权位和更广阔的舞台。
但他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
他用父亲的鲜血和生命，铺就了这条通往权力之路。
这份沉重，这份痛苦，将伴随他一生。
他缓缓闭上眼，感受着背后伤口那钻心的疼痛，以及心中那永不愈合的巨大空洞。
余波未平，前路漫漫。他知道，属于他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他必须带着这份刻骨的伤痛和仇恨，继续走下去，直到……荡平所有仇敌，实现父亲未竟的遗志，或者，倒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