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城里的生活，像一杯不断续水的隔夜茶，颜色寡淡，滋味全无。公司、出租屋、两点一线。我比以前更沉默，同事间的聚餐能推就推，下班就缩回那个一室一厅的小空间。
那根棒球棍就靠在床头，触手可及。它成了我世界里的定海神针，也是那场噩梦的实体坐标。金属的冰冷透过空气传来，让我在无数个惊醒的深夜，能确认自己还活着，还在这个“正常”的世界。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回不去了。
恐惧并没有随着石兽的消散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渗透进我的日常。我开始对声音极度敏感。楼上住户偶尔的拖鞋声，隔壁晚归的关门声，甚至水管里细微的流水声，都能让我心跳骤停一瞬，全身肌肉绷紧，侧耳倾听，直到确认那只是寻常的生活噪音，才敢慢慢放松下来。
夜里必须开灯睡觉。不是台灯，是天花板正中那盏最亮的吸顶灯。惨白的光线能填满房间每个角落，让阴影无处遁形。电费因此飙升，但我毫不在意。黑暗，已经成为一种我无法承受的奢侈。
睡眠变得支离破碎。常常在凌晨两三点莫名惊醒，浑身冷汗，梦里具体内容记不清，只有那种被冰冷视线锁定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残留不去。有时，在半梦半醒的模糊地带，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河底淤泥和什么东西烧焦后的腥臭，会幽幽地钻入鼻腔。
我会猛地坐起，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目光惊恐地扫向床边的阴影。有那么一两次，我几乎确信看到了一个模糊的、缺失了独角的轮廓，就立在衣柜旁边的暗影里，无声无息。
开灯。
刺眼的光线驱散幻象。
那里空无一物。
只有立在一旁的棒球棍，泛着冷硬的光。
我喘着粗气，抹掉额头的冷汗，靠在床头，直到天色微亮。这种清醒的疲惫，比纯粹的劳累更折磨人。
我给母亲打电话的频率增加了。通常是在周末的白天，阳光最好的时候。电话里，我们绝口不提后山，不提石兽，不提那个燃烧的红布包。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了许多，但那种小心翼翼，那种刻意营造的寻常，反而更像一层薄冰，“吃了没？”“工作别太累。”“城里东西贵，别亏着自己。”
我一一应着，心里却一阵阵发酸。我们都在努力扮演“正常”，可那场遭遇像一把锋利的犁，在我们之间，以及我们各自的生命里，犁出了无法弥合的深壑。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归属地是我老家的县城。
犹豫了一下，我接了。
“是……林娃子吗？”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带着浓重乡音，又有些迟疑的男声。
“我是，您哪位？”
“我……我是张老憨。”对方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被生活碾磨过的沙哑。
张老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