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分派下去，整个版权管理局高速运转起来。接下来的几天，办公楼里灯火通明。执法监管处的办公室里，键盘敲击声和打印机的嗡鸣声不绝于耳，孙明远带着手下骨干，连夜核对一个个案例编号和罚没金额；着作权管理处的灯光也亮到深夜，陈志刚亲自把关法律条款的英文表述准确性；吴文华则不停地打着越洋电话，协调着各种国际资源。
林万骁坐镇中枢，不时听取汇报，协调难点。他特别强调：“我们的报告，不能只是空洞的反驳，必须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用扎实的数据和案例说话。比如，他们指责我们平台责任不力，我们就要拿出‘淘夕夕’等平台被我们责令下架侵权商品、处以高额罚款的具体案例和数据；他们指责执法不力，我们就要列出每年投入的执法人力物力，以及案件数量的逐年下降趋势。”
一周后，一份厚达百余页、图文并茂、数据翔实的《中国版权保护现状与进展，事实与数据》报告（中英文版）正式定稿。报告没有情绪化的指责，而是冷静地列举了自2018年以来，中国在版权立法、司法保护、行政执法、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取得的显着进展：
· 立法方面：明确列出了《电子商务法》、《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及正在修订的《着作权法》等关键法律法规，强调了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
· 执法方面：用柱状图清晰展示了近三年查处网络侵权案件数量（从 （虚构数据） 12.4万起下降到 8.7万起）、关闭侵权网站数量（从 （虚构数据） 7.6万个下降到 4.2万个）、处置侵权链接数量（（虚构数据） 超过2.3亿条），以及罚没金额（（虚构数据） 累计超过35亿元人民币）等硬核数据。同时，附上了几个对“淘夕夕”、“快阅”等平台开出千万级罚单的典型案例。
· 社会共治：介绍了“剑网”专项行动、版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原创设计师协会维权等多元化治理模式的成功案例。
· 国际比较：报告还客观对比了中国与美国、欧盟在应对网络盗版方面的投入和成效，指出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的进步速度远超同期西方国家。
报告最后，直指GIpA排名的问题：其数据严重依赖西方权利人和组织的主观问卷，未能充分纳入中国官方发布的客观执法数据；其指标权重明显向发达国家倾斜，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国情；其结论带有明显的预设偏见。
报告定稿的同日，版权管理局联合多家智库，在京举行了高规格的中外媒体吹风会。林万骁亲自出席，用流利的英语向在场的中外记者阐述了报告的核心内容，态度不卑不亢，数据信手拈来。
“判断一个国家的版权保护水平，不应只看某个机构带有偏见的排名，而应看其立法是否与时俱进，执法是否严格公正，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创新活力是否得到激发。”林万骁面对镜头，语气沉稳而自信，“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我们欢迎基于事实的客观批评，但坚决反对任何带有偏见和双重标准的无端指责。”
紧接着，由国内顶尖知识产权学者撰写的批驳GIpA排名方法论的文章，陆续出现在《金融时报》、《外交政策》等国际主流媒体的评论版；吴文华协调的、与中方交好的发展中国家版权官员，也在不同场合发声，支持中国的立场，批评GIpA的排名“未能反映全貌”。
这一套“组合拳”打出，国际舆论风向开始悄然转变。一些相对客观的西方媒体开始引用中方报告的数据，对GIpA排名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原本一边倒的批评声浪中，出现了更多理性讨论的声音。
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舆情监测屏幕上逐渐趋于平衡的报道，林万骁轻轻呼出一口气。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交锋，暂时顶住了压力，为国家争取了更为有利的舆论环境，也为他正在推动的《着作权法》修订减少了外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