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平静地跪在雪地中，最后望了一眼这他曾誓死保卫的城池和人民，然后闭上了眼睛。他对那犹豫的刽子手，轻声说道，如同一声叹息，又如同最后的命令：
“动手吧。”
刀光闪过，一缕忠魂，伴随着漫天飞雪，升腾而起。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宛如一朵傲然绽放的红梅。是日，北京城风雪弥天，天地同悲，举城哀恸，虽无诏令，民间自发素缟，以寄哀思。
与此同时，另一队官役奉旨查抄于谦位于西华门的宅邸。在朝堂上，徐有贞、石亨等人早已构陷于谦贪墨军饷、收受巨贿，他们期待着从于谦家中抄出金山银山，以便坐实其罪名，让自己的卑劣行径显得冠冕堂皇。
然而，当查抄的官员推开于谦家那扇简陋的大门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宅邸狭小陈旧，家徒四壁，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具，竟无一件值钱的物件。箱箧之中，唯有他常年穿着的官服和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衫。翻遍所有角落，竟找不出一两多余的银子。负责抄家的官员面面相觑，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想象，一位执掌天下兵权近十年、位极人臣的兵部尚书，家中竟清寒至此。
最后，他们发现正堂旁的一间正屋门窗紧锁。众人精神一振，以为珍宝必藏于此。强行打开门锁后，屋内景象却让他们再次愕然。屋内没有珠宝，没有金银，只有一座简单的香案。案上，整齐地供奉着景泰帝朱祁钰御赐的蟒袍、玉带和一柄尚方宝剑。这些象征无上荣宠的器物，被于谦用明黄色的绸布小心翼翼地覆盖着，保存得一尘不染，显然是被他视为君恩和责任的象征，恭敬珍藏，却从未在日常穿戴和使用，以示不敢骄矜。
抄家官员动容了，他回到宫中，据实向英宗朱祁镇禀报：“于谦家无余财，仅正室封鐍器皿，乃上方赐物耳。” 并详细描述了那被精心保管的御赐之物。
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京城，闻者无不动容落泪。就连英宗朱祁镇本人，在听闻这一切后，也陷入了长久的默然之中，脸上露出了复杂而懊悔的神情。他或许终于明白，自己杀死的，是一个怎样清廉忠直、怎样爱惜名誉胜过生命的国之栋梁。据史载，他后来也曾悔叹：“谦实有功。” 然而，大错已然铸成，无可挽回。
于谦的冤屈，天地可鉴，日月同悲。他用自己的死亡，最后一次印证了他的清白，也将他与石亨、徐有贞之流的界限，划得如同云泥般分明。
历史的公道，虽迟但到。近八年后，明英宗去世，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年），在天下悠悠众口的压力下，于谦的冤案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意为刚德克就、在国逢难），并在其故乡杭州西湖畔的故居基础上敕建“旌功祠”，岁时祭祀。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采纳廷臣建议，改谥号为“忠肃”（意为危身奉上、执心决断），此谥号更为贴切地概括了他忠勇为国、肃清危局的一生。
在他曾巡抚的山西，在他曾誓死保卫的北京，在他出生成长的杭州，百姓纷纷自发立祠祭祀，香火至今不绝。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共同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他那首十二岁时所作的《石灰吟》，随着他悲壮的一生，广为传颂，超越了时空：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四句诗，仿佛是他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从云南的顽童，到国家的救星，再到屈死的冤魂，于谦用他六十年的人生，完美地践行了少年时在文天祥画像前立下的誓言。他的忠诚、他的担当、他的清廉、他的骨气，正如他所敬仰的文天祥一样，化作了不可磨灭的“丹心”，永远地铭刻在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丰碑之上，光照千古，清白人间！于谦用生命践行了少年时的誓言，他的忠诚与清白，正如他所敬仰的文天祥一样，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