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诗，运用了精妙而残酷的对比。“南来者”，指南渡的君臣，他们即便到了相对温暖的江南，仍畏惧吴江之水的微寒，极言其贪图安逸、丧失锐气。而“北狩者”，乃被掳至苦寒北地的徽、钦二帝，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何等的酷寒与悲惨？一边是怯于眼前的些许“寒冷”，另一边则应悲于那真正的、彻骨的“严寒”。这十四个字，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南宋朝廷刻意粉饰的太平，将其苟安偷生、忘却君父之仇的懦弱与不孝，暴露无遗。这已不是一般的咏史，而是以史为鉴，直刺当下的“诗史”！
西湖沉醉，怒题警句。
绍兴某年春日（约在1138年定都临安前后），天气回暖得格外早。李清照因事途经西湖，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但见苏堤白堤之上，游人如织，鬓影衣香。画舫凌波，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酒楼茶肆，猜拳行令之喧响彻云霄。达官贵人们轻裘缓带，携妓畅游；富商巨贾们一掷千金，争奇斗艳。暖洋洋的湖风，吹拂着人们醉意朦胧的脸庞，也仿佛将“靖康耻”、“臣子恨”都吹散到了九霄云外。这哪里是国难当头的“行在”？分明是又一个纸醉金迷的汴京！
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与恶心，涌上李清照的心头。她想起了汴京沦陷前，那座世界之都也曾是如此这般醉生梦死，最终在铁蹄下化为焦土。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演，而这些人，竟毫无警觉！
她步履沉重地走到一处临湖的亭阁，只见雪白的墙壁上，满是骚人墨客吟风弄月的题咏。什么“山色空蒙雨亦奇”，什么“淡妆浓抹总相宜”，在此刻的她看来，都成了逃避现实、麻醉自我的靡靡之音。
她向亭畔的酒家讨来一支笔，饱蘸浓墨。店小二见她气度不凡，却面带寒霜，不敢多问。在周围一片嬉笑喧闹声中，李清照毅然走向那面白壁。她的身影在繁华的背景下，显得如此孤独而决绝。
她挥动臂膀，笔走龙蛇，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砸在那象征着沉沦与遗忘的墙壁上：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诗句题毕，四周仿佛有那么一刹那的寂静。那十四个墨迹淋漓的大字，像一道冰冷的闪电，劈开了暖风沉醉的午后，也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掴在所有沉迷于虚假太平的人们脸上。
“暖风”，既是自然的春风，更是这奢靡颓废的社会风气。“熏醉”，生动描绘了人们精神麻木、丧失斗志的状态。而“直把杭州作汴州”，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最沉痛也最尖锐的警告！它无情地揭示了这繁华表象下可怕的本质——人们正在重复导致亡国的老路，将临时避难所当作了永久的安乐窝，全然忘记了血海深仇与未复的故土。
此诗一出，虽未署名，但其批判的锋芒与艺术的高度，立刻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震惊与共鸣。它迅速口耳相传，比之前的《上枢密韩公诗》更具爆炸性，因为它直接戳破了朝廷竭力维持的“中兴”假象。可以想见，它也必然引起了当权者，尤其是主和派的不快与忌惮。然而，李清照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对她而言，发出这警世之声，是作为一个见证者、一个亲历者的责任，是她的“诗可以怨”。
从“欲将血泪寄山河”的炽热期盼，到“北狩应悲易水寒”的冷峻批判，再到“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悲愤呐喊，李清照用她晚年的诗笔，为自己，也为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志士悲歌。她的声音，穿越了西湖的暖风与醉意，如同孤山上永不消散的梅魂，在南宋晦暗的历史天空中，闪烁着倔强而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