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鸠摩罗什并未完全否定小乘。他在讲经时常说：“小乘如小学，大乘如大学，皆不可废。”这种圆融的态度，使他的教化更能接引不同根系的众生。
鸠摩罗什声名远播的消息传到罽宾，他的小乘老师盘头达多深感震惊。这位年过花甲的老法师难以相信，自己最杰出的弟子竟然改宗大乘。他决定亲自前往龟兹，要“挽救误入歧途的学生”。
公元359年春天，盘头达多历经数月跋涉抵达龟兹。师徒重逢的场面颇为感人：鸠摩罗什亲至城外十里迎接，执弟子礼甚恭。但在接下来的法义辩论中，两人却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起初，盘头达多引用《阿含经》论证“诸法实有”，罗什则以《般若经》阐释“诸法性空”。随着辩论深入，鸠摩罗什巧妙地运用小乘经典中的例证来支持大乘观点，使老师开始动摇。
转折点发生在讨论“法身”概念时。盘头达多问：“若诸法皆空，何来法身？”
罗什答：“如镜中像，虽空而可见。法身亦然，虽不可执而功德无量。”
盘头达多沉思三日，最后感叹道：“和尚是我大乘师，我是和尚小乘师！”
这段“师徒易位”的佳话，成为西域佛教史上的一段美谈。更令人感动的是，年迈的盘头达多拜师后，以古稀之龄开始认真学习大乘经典。
鸠摩罗什从小乘转向大乘的转变，不仅是个人的思想升华，更标志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小乘禅数学和般若经的零星译本。
罗什对大小乘佛法的融会贯通，使他能够：
第一，准确理解印度佛教的原意；
第二，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
第三，建立完整的大乘佛教体系。
他在龟兹期间已经开始尝试翻译工作，将梵文经典译为西域各国语言。这些实践为他日后在长安的大规模译经积累了宝贵经验。
更重要的是，鸠摩罗什发展出的“格义”方法，能够借用中国固有的概念来解释佛教思想。比如用道家的“无”来解释“空”，用儒家的“仁”来比拟“慈悲”。这种方法虽然后来被他本人反思改进，却为佛教中国化开辟了道路。
站在龟兹的王宫高处远眺，丝绸之路如一条纽带连接东西。鸠摩罗什常说：“佛法如甘露，当普润一切众生。”他的思想转变，恰如这条商道上的文化交流，在碰撞中融合，在对话中升华。
从沙勒国与苏摩的初遇，到龟兹与盘头达多的辩论，罗什用开放的心态完成了思想的飞跃。这种勇于自我超越的精神，使得他后来在长安的译经事业能够“陶练覆疏，务存论旨”，最终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不朽的篇章。
当暮色笼罩龟兹古城，金狮子座上的讲经声依旧回荡。这位年轻法师的思想转型，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更将改变整个东亚佛教的走向。大乘佛教的种子，已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只待东传的因缘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