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轻拂过脸庞，带着一丝咸涩的气息。陈岸站在村口的水泥地上，脚边是那台被砸坏的限速器。
散落的电线如断根的水草般瘫在地面，芯片外壳裂成几块，阳光照上去，泛出冷冽的光。
他没有回头，身后二十艘渔船仍停泊在水道上，引擎低鸣，未肯熄火，仿佛在等待一个信号。
周大海从领航船上跃下，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他身旁，压低声音问道：“接下来怎么办？就让他们一直堵着？”
“不急。”陈岸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边缘已被汗水浸软，“先让大伙儿明白，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讨个说法。”
两人一前一后朝村委会走去。路上陆续有村民围拢过来，有人拎着渔网，有人抱着孩子，脚步都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公告栏前已站了好几个人，踮着脚往里张望。
陈岸站定，一句话未说，先将那块限速器的金属外壳钉在木板正中央。铁钉敲进两下，声音不大，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
接着，他从内袋抽出一张复印纸，边缘微卷，贴在了上面。纸上是一封信的影印件，字迹歪斜，却写得极为用力：
“必须阻止陈岸的船队...否则南洋渔路将不再可控。”
下方没有署名，只有一个鲜红的指印。
人群霎时安静下来。
“这是啥？”一位老奶奶小声问。
“赵有德写的。”陈岸语气平静，“他死前留下的密信，藏在家里的灶台后面。我拆炉子时翻出来的。”
“他一个村支书，管得了你出不出海？”旁边有人嘀咕。
“他不管，可钱万三管。”陈岸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港商想垄断渔路，他就替人办事。低保金被挪走，批文被扣下，连我们的船都要焊上‘锁’...你们觉得，这真是为了安全吗？”
无人应答。
这时，陈小满背着算盘从人群后挤了进来，辫子有些凌乱，脸颊泛红。她把算盘往石台上一放，啪啪几下拨动珠子，展开一张红纸。
“我来念。”她说。
全场顿时静了下来。
“一九八一年三月，赵有德以集体修船名义收缴渔船分红，实则转入私人账户，金额八百六十元，经手人为王麻子；同年五月，虚报三艘报废船补贴，套取资金一千二百元，签字审批为其本人；一九八二年冬，扣押陈家兄弟低保金共四百元，用于支付其女赵秀兰赴县医院检查费用...”
她一条条念下去，每一条都注明时间、金额、经手人和凭证来源。算盘珠子偶尔轻响一声，像是在为叙述打着节拍。
念到一半，洪叔拄着拐杖走了过来。今天他没穿那件旧皮夹克，换上了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攥着一串铜钥匙。走到公告栏前，他低头看了看账单，又抬头望了眼那封密信。
然后，他抽出最粗的那把钥匙，轻轻压在红纸的一角。
“这数，”他说，“我在冷库流水账上核对过，差不出三毛。”
话音落下，四周响起一片倒吸气的声音。
洪叔是谁？水产收购站的老前辈，三十年前就在这一行立足。他从不废话，也不轻易站队，可只要他开口，没人敢不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