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套所谓的‘成功学’，本质上不过是存在于象牙塔里的一套设计。
您却试图用它来规范、甚至取代数万万国民基于自身经验和价值观所形成的自由意志。
这，难道不是对民主最粗暴的侵犯吗？”
我迎着她充满压迫感的目光，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形成一个更为舒展的姿态。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里德委员。民主与自由从未被践踏，恰恰相反，它们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扞卫。
我们所做的，不是取代，而是‘揭示’。
我们为民众提供一面更清晰的镜子，一个更精准的标尺，来帮助他们看清自己选择的真正后果。
具体的决策，永远取决于民众。国会也从来没有被忽略，正如我所说，最终的法案，必然经历最详尽的讨论。”
“我们不能总是在世贸大厦被袭击后，才想起要加强反恐；
不能总是在大量工人失业后，才想到要调整贸易政策。
友利坚的国民选举我们，托付给我们的，不只是在危机发生后，去遵循那些繁琐的章程来收拾残局。
更重要的，是行动。
是在危机降临之前，就洞察它、并阻止它。”
“而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
我顿了顿，目光转向她，
“您认为它‘不成熟’，‘幼稚’，且未经实践。
但事实上，就在不久前，伊米塔多公司已经根据这套价值评判体系的早期模型，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社会实践。
结果令人欣喜。地点，就在我的家乡，减利福尼亚州。
在当地居民与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几乎以零损失的代价，安然度过了今年的火灾危机。
初步估算，这次行动为社区挽回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超过二十亿友元。”
里德还想说什么。
但主席的木槌，适时地敲响了。
“里德委员，您的时间到了。”
她深吸一口气，脸上恢复了礼节性的微笑，微微颔首：
“感谢您的坦诚，布莱克伍德先生。主席先生。”
下一位质询者，是联合党的成员，一位来自南部农业州的资深议员。
他是个面容和善的胖子，开口便带着浓郁的南方口音。
“布莱克伍德先生，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公司在减州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对此早有耳闻。
我想请您详细说明一下，您所说的这套框架，在那次防火行动中，具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因为在外界看来，那似乎更多地是一次技术上的胜利。”
“委员先生，您说对了一半，”
我回答道，
“框架本身，没有解决任何技术问题。
防火隔离带、阻燃剂的研发，都是纯粹的技术工作。
但框架，却让这些技术的实践，得以大规模实施。
它详细地计算并展示了：
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如果采纳我们的整体防火方案，将为整个地区共同的财富池，带来多么巨大的价值增益。
它将复杂的社会学与经济学问题，简化成了一张清晰的资产负债表。
最终，这份报告促使该区域内数百个社区和数个城镇，在短短一周内，分别投票通过了公司的火情防御方案。
它不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而是让‘不可行’，成为了‘可行’。”
“所有的家庭都将因此受益。
在未来的十年内，他们的火灾保险费用将大幅降低，房产价值因火灾风险的解除而稳定上升。
更重要的是，地区政府将因此节省下巨额的救灾与重建开支，可以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公共福利、基础教育等更为重要的事业上。”
“这听上去确实很美妙，”
他追问道，“但我们都知道，减利福尼亚和我的家乡，在地理环境、产业结构和文化上都有着巨大差异。
您如何保证这套框架具备普适性，而非仅仅是为减州量身定做的方案？”
“地区不同，但构成我们伟大国家根基的人类情感与核心价值，却是共通的。
对家庭的爱，对社区的责任感，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这些都是最宝贵的正向资产。
所有的客观差异，都可以作为变量，被纳入框架内进行运算。
框架绝非封闭的，它会不断演化，就像我们友利坚的法律一样，并非诞生之初就绝对完善。”
我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我们所有人都坚信，友利坚的法律精神，理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地区，这正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想，您故乡那些坚强而勇敢的年轻人，也和减利福尼亚所有甘愿为共同未来做出努力的年轻人一样，
渴望着胜利与荣誉，不是吗？”
他愉快地笑了起来，结束了这次友好的问答。
紧接着，轮到了一位大众党的议员。
这位先生显然有些准备不足，直到主席念出他的名字，他还在低头匆忙地翻看着自己的平板设备。
主席略微不悦地进行提醒：
“汉密尔顿委员，您是否需要一些时间来进行准备？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有耐心进行等待。”
那位名叫汉密尔顿的议员猛地抬起头，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却没有试图掩饰，反而露出一个略带自嘲的、符合其“亲民”人设的笑容。
“非常抱歉，主席先生，各位同仁。我有些失态了。
不得不承认，布莱克伍德先生刚才的表现，实在是过于……进步和自由了。”
我立即微笑着回应：
“我能理解。
毕竟，宽容与民主，是听证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您刚才的这段评论，算是质询的一部分吗？”
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起来：
“这是个很好的玩笑，先生。”
不过，这位看似狼狈的议员，恢复得非常之快。
当他重新开口时，眼神已经恢复了镇静，且充满了攻击性。
开场狼狈，但此刻看上去，却仿佛大局在握。
“布莱克伍德先生，您声称，基于‘社会战略成功学’的防火措施，可以让火灾风险在十年内大幅降低。
很不巧，我的办公室，也通过一些可靠的渠道，得到了一份由独立环境评估机构出具的技术报告。”
他将平板电脑转向我，虽然理论上我看不清内容。
“报告指出，您的防火手段，具体来说，是其中一种被大规模使用的生化抑制剂，
虽然效果显着，但其降解物会影响周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的、几乎不可逆的损伤。
这是一种严重的生态破坏。
请问，这是否属实？”
一次精准的、堪称致命的提问。
“属实。”
我平静地回答。
他显然对我的坦诚有所准备，立刻乘胜追击，声音陡然拔高：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您所鼓吹的‘社会战略成功学’，其本质，就是可以为了您所定义的、宏大的‘社会效益’，去心安理得地牺牲一部分人所珍视的价值
——比如环境保护，比如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又比如某些特定的宗教信仰？
可以用多数人的利益，去碾压少数人的自由？”
一个尖锐至极的问题。
目光敏锐，直指要害，完美地契合其场合与身份的需要，兼具了无懈可击的道德高度与现实的攻击性。
他扮演了一位无懈可击的、扞卫传统的正派角色。
可惜。
这是一个预设的漏洞。
这个舞台的主角，只能是我，也只会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