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肃杀被凛冽的寒风取代，天下局势在各方势力的激烈博弈中，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态势。楚庄王雄心勃勃的伐交战略，如同一石入水，激起的涟漪相互碰撞，其结果远超任何一方的预料，将本就微妙的平衡推向更加危险的边缘。
楚国使者携重礼抵达雍都，面见秦桓公。使者舌灿莲花，极力渲染晋国吞郑后对秦国东出通道的永久威胁，描绘秦楚联手共分河西之地的美好前景。
秦廷之上，并非铁板一块。以庶长秦国嬴铖为首的一派，对去岁西河之败记忆犹新，对赵朔麾下“武卒”的战斗力心存忌惮，认为此时联楚攻晋，风险巨大，若再遭败绩，恐伤及秦国元气。且楚国势大，与之合作，无异与虎谋皮，即便夺得河西，将来亦恐受制于楚。
然而，以左庶长公孙贾为首的另一派，则被楚使描绘的蓝图所打动。他们认为晋国内斗正酣，赵朔虽强，然其根基受朝中掣肘，正是秦国雪耻、夺回河西故地的天赐良机。联楚虽险，然机遇难得。
秦桓公本人，既畏晋之强，又贪河西之利，更对楚国的诚意将信将疑。他并未立刻答应楚国的要求，而是采取了拖延策略，厚待楚使，表示需要时间考虑，同时加紧整顿军备，派遣大量斥候深入西河，探查晋国虚实。秦国的态度，如同一把引而不发的强弓，给晋国西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却也未让楚国的外交战略立刻如愿。
楚国使者抵达临淄，则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氛围。他们先是依据流言，义正词严地责问齐顷公秘制“异术”、意图不轨之事，言辞间充满威胁。齐顷公本就因技术进展缓慢和内外流言而心烦意乱，面对楚使的诘难，更是惊怒交加，矢口否认。
然而，楚使话锋随即一转，又暗示若齐国愿意疏远晋国，与楚国修好，则楚国不仅不再追究“异术”之事，更可支持齐国在东方拓展利益，甚至默许其拥有更强的武力。
这番软硬兼施，在齐国内部引发了剧烈反响。以国佐、高无丕等为代表的公室贵族，深感屈辱，认为楚国傲慢无礼，且其承诺不可信，主张应加强与晋国的传统盟谊，共抗强楚。
但以田文子为首的部分卿大夫，则看到了不同的机会。他们本就因技术之事受到公室猜忌，此刻更倾向于借助楚国的外部压力，来制衡公室，为田氏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他们在朝堂之上，虽未明确主张联楚，却不断强调晋国遥远且内斗不休，不可完全倚仗，齐国当有自己的考量。
齐顷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既怕得罪强大的楚国，又不愿彻底背弃与晋国的盟约，更对内部日益坐大的田氏忧心忡忡。最终，他只能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既未答应楚国的要求，也未明确拒绝，只是赠送厚礼，客客气气地将楚使送走。
齐国的摇摆不定，使得东方局势更加混沌。楚国的外交未能立刻拉拢齐国，却成功地加深了齐国内部的裂痕，尤其是公室与田氏之间的矛盾，已近乎公开化。
与此同时，楚国的压力也降临到中原诸国头上。陈、蔡两国本就畏楚如虎，在楚国大军压境（子重驻军叶邑）的威慑下，几乎毫无抵抗之力，很快就明确表示疏远晋国，唯楚国马首是瞻。
但宋国和卫国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宋国作为殷商之后，向来在晋楚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且与晋国关系匪浅；卫国则地处要冲，饱受战乱之苦。楚国的逼迫，使得两国朝堂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宋国执政华元，是一位老成谋国的政治家。他深知彻底倒向楚国，必将引来晋国的报复，而楚国也未必能提供长久保护。但若拒绝楚国，眼下便有亡国之危。他一方面虚与委蛇，拖延时间，另一方面秘密派遣使者，火速前往晋国，告知楚国动向，请求晋国尽快做出反应，稳定中原局势。
卫国则更加混乱，公室软弱，卿大夫各有盘算，在楚国的压力下，几乎有分裂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