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偃眼中闪烁着谋士特有的光芒，接话道：“子余（赵衰）所言极是。楚军围宋，其国内必然空虚。且楚之与国，如曹、卫、郑等，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卫国，此前已有动摇之象。我师若直接救宋，劳师袭远，是为下策。不若……”
他压低了声音，说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不若我军暂不南下，而是东出，兵临卫国！卫侯曾对我等无礼（指重耳流亡过卫时受辱），且首鼠两端，伐之有名。若能破卫，则震动中原，楚国必不能坐视其盟国被侵。届时，楚若分兵救卫，则宋围自解；楚若不顾卫，我则可联合已破之卫及其他畏惧楚国之力，共抗强楚。此乃‘围魏救赵’…呃，‘伐卫救宋’之策也！既可避实击虚，又可试探楚国反应，掌握主动！”
此计一出，满朝皆惊。细思之下，确是高招！既能缓解宋国压力，又能避免与楚军过早决战，还能扩张晋国影响力，可谓一石三鸟。
晋文公拍案而定：“善！便依舅父之计！整军备武，兵发卫国！”
当晋国庙堂为救宋策略激烈辩论之时，远在数千里外的楚国郢都，也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不是来自中原诸侯，而是来自更南方、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越国。
越王允常派出的使者，带着南方珍稀的象牙、犀角、珍珠等贡品，来到了楚王的宫殿。使者言辞恭谨，表达了越国对楚国的“仰慕”和“臣服”之意，希望能与强大的楚国建立友好关系，互通有无。
楚成王和令尹子文接待了使者，态度颇为玩味。他们自然看得出越国此举，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其世仇吴国而来的。吴国近年来北交中原，势头渐起，令越国深感不安，故而想引楚国为奥援。
子文对楚成王低声道：“大王，越地偏远，其民悍勇而未开化，得其地不足以为益，得其民不足以为用。然，吴国日渐坐大，其心叵测。扶植越国以牵制吴国，使其两国相互争斗，无暇北顾，于我大楚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可厚赐越使，允其所谓，结其欢心。”
楚成王深以为然，于是厚赏越使，并承诺楚国将是越国的朋友。越使满意而归。
这次看似不起眼的外交往来，标志着吴越地区的矛盾开始与中原霸权的博弈产生了微弱的联系。楚国轻描淡写的一步闲棋，却在东南埋下了更为复杂的祸根。越国得到了大国的模糊承诺，底气似乎足了一些，而吴国，则对越国与楚国的接触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晋国决定对卫国用兵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中原。各国反应不一。鲁国、曹国等惴惴不安；郑国依违其间；而被定为目标的卫国，则举国恐慌。
在这巨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中，一种新的需求正在各国君主和贵族间悄然滋生：他们迫切需要能够理解这复杂局势、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的人才。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家或治国能臣，而是能够洞察天下大势，精通外交谋略，善于利用各国矛盾，为自己国家争取最大利益的策士。
一些原本寂寂无名的布衣之士，开始凭借对局势的独特分析和犀利口才，行走于诸侯之间，兜售自己的计策。虽然尚未形成完整的学派和理论体系，但纵横家、谋略家的雏形，已然在这战火纷飞、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孕育和萌芽。思想的活跃，往往与社会的剧变相伴相生。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正伴随着兵车的隆隆声，一步步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