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404寝室飘着速溶咖啡的苦香，林枫背对着窗户坐在书桌前，旧手机屏幕的冷光映得他眼下青黑。
手机扬声器里的录音已经循环第七遍，表哥带着哭腔的尾音混着电流杂音，像根细针一下下扎进他耳膜：“......可昨天那个自闭症小孩，明明主动牵了我的手......”
“咔嗒”一声，他按下暂停键，指节在手机壳上叩出急促的节奏。
电脑屏幕突然亮起，陈默的脸从另一侧探过来——这位技术宅不知何时披上了印着“代码即正义”的荧光绿睡袍，眼镜片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泡面汤：“查到了，慈光系统的公开接口。”他的食指在触控板上快速滑动，屏幕里跳出一串密密麻麻的数据流，“核心逻辑是行为归类加情绪推断，但判定标准全是黑箱。”
林枫喉结滚动两下，鼠标光标停在“工作状态”四个字上。
三天前他整理表哥的离职通知时，系统罗列的“消极证据”还在眼前晃：迟到3分钟（早高峰地铁故障）、低头5分钟（帮孕妇捡掉落的药瓶）、工位起身三次（送发烧的同事去医务室）。
这些被监控切割成碎片的日常，在算法里成了“态度消极”的铁证。
“得进去看看。”他突然合上电脑，金属外壳碰撞的脆响惊得陈默的眼镜滑到鼻尖。
后者慌忙推了推镜框：“进哪儿？系统后台？我可以黑——”“不是后台。”林枫打断他，指节抵着下巴，“是试点企业。他们用摄像头给活人判刑，我得当回‘罪犯’，看看法官到底长什么样。”
三天后，林枫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站在“恒远制造”的培训室里。
hR阿珍的高跟鞋声在瓷砖地面敲出冷硬的节奏，她的工牌挂在胸前，照片里的笑容比现在生动十倍：“考勤机带步态识别，走快了走慢了都算异常。”她翻着ppt，投影光在她脸上投下阴影，“工位有压力感应，离开超过两分钟自动标记脱岗。摄像头每十分钟抓拍面部微表情——”她突然顿住，指甲盖在遥控器上掐出白印，“系统说你是消极，你就是消极。”
林枫注意到她工牌背面露出半张便签纸，墨迹被反复摩挲得发毛，勉强能认出“我不是刽子手”几个字。
他低头在笔记本上画监控分布图，笔尖在“茶水间角落”的位置多戳了个洞——那里的摄像头角度偏高，正好被空调管道挡住。
第一天上班的上午九点十七分，林枫在车间走廊撞见了老马。
这位49岁的流水线工人正扶着墙揉后颈，额角渗着细汗。
“老毛病了，颈椎犯起来跟针扎似的。”他苦笑着直起腰，可还没走两步，车间广播就炸响：“4号工位马建国，检测到长时间走神，扣除今日绩效20%。”老马的手僵在半空，喉结动了动，最后只是弯腰捡起地上的扳手，金属碰撞声里，他鬓角的白发被风扇吹得乱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