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找到了珍妮，或者说，找到了一个顶着珍妮名字的空壳。她比几个月前更加消瘦、憔悴，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灰黄色。她穿着一件几乎无法蔽体的、脏污的蕾丝上衣和一条破洞牛仔裤，曾经的“自由”披肩不知去向。她的长发油腻打结，脸上涂着廉价而怪诞的油彩，眼神空洞、涣散，只有在毒品注入的瞬间才会爆发出短暂的、扭曲的亢奋。她不再是歌手，不再是抗议者，她成了德里克和“野牛”比利团伙的“公共财产”和“活广告”。德里克利用她残存的一丝清秀和“伯克利女孩”的背景吸引新的、更年轻的迷途者。“来点‘天堂之钥’吗，宝贝儿？看看珍妮，她飞得多高！”德里克会搂着神志不清的珍妮，向懵懂的新来者兜售药丸。而“野牛”比利则将她视为泄欲和施暴的对象。罗宾不止一次目睹珍妮在肮脏的公寓角落，被比利粗暴地拖拽、殴打，伴随着她沙哑、破碎的哭喊：“别打我！求你了！药…给我药！”她的反抗微弱如蚊蚋，很快就会被药物或更大的暴力镇压下去。她脚踝上那个“FREEdo”的疤痕，如今更像一个残酷的讽刺纹身。她彻底沉沦了，成为这场“爱之夏”最刺眼的祭品，一朵在毒液滋养下盛放、却在根茎处彻底腐烂的花。
虚伪的圣歌与无声的控诉
集会依旧在高呼“爱与和平”。在又一次大型的公园集会上，数万人举起象征和平的“V”字手势，齐声呐喊，声浪似乎要掀翻天空。鲜花被抛洒，人们相拥而泣，仿佛真的置身于一个没有战争、没有仇恨的新世界。
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圣歌达到高潮时，罗宾的目光穿过狂热的人群，锁定在边缘地带。在一处被垃圾半掩的灌木丛后，“野牛”比利和他的两个同伙正将一个拼命挣扎、泪流满面的瘦小女孩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里塞。女孩的嘴被捂住，眼神中的绝望几乎要溢出来。
而就在不远处的草地上，珍妮正被德里克强行灌下某种混合液体。她呛咳着，眼神迷离涣散，脸上还带着一丝被迫挤出的、扭曲的笑容。她的目光无意识地扫过那辆面包车，扫过女孩那双充满极致恐惧的眼睛。那一刹那，罗宾在珍妮空洞的眼底深处，捕捉到了一丝极其微弱、如同风中残烛般的、属于她自己的恐惧记忆的闪回。那是一种动物本能的、对同类的悲惨境遇产生的微弱共鸣。
但这丝闪回瞬间就被汹涌而来的药物浪潮淹没了。珍妮的眼神重新变得空洞、麻木，甚至咧开嘴，发出一声意义不明的、嘶哑的笑。她转过头，不再看那辆载着另一个“自己”驶向地狱的面包车，而是随着震天的“爱与和平”口号，僵硬地晃动着身体。
罗宾的证词：盛夏的墓志铭
夏末的凉风开始吹拂旧金山，带着一丝萧瑟。海特-阿什伯里区依旧拥挤，但狂欢的热度已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惫、迷茫和幻灭的气息。垃圾山更高了，疾病更猖獗了，掠食者更加肆无忌惮。第一批“花童”开始带着一身疲惫、疾病或毒瘾悄然离去，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和无数破碎的青春。
罗宾站在金门公园边缘，看着清洁工在晨曦中艰难地清理着这片“爱”的废墟。她的笔记本上，字迹冰冷如墓碑：
坐标：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区 & 金门公园，时间：1967年盛夏。
事件：“爱之夏”达到顶峰（逾十万人）并显露出全面腐烂的根基。
观察样本状态（珍妮）：彻底工具化与物化。个体意识湮灭，沦为毒品流通的媒介与暴力宣泄的对象。对同类苦难的微弱共情被药物彻底抹杀。生存状态：非人。
环境特征：
表象：色彩爆炸，音乐轰鸣，口号震天，集体迷醉的乌托邦幻象。
基底：垃圾恶臭，疾病蔓延，毒品泛滥成灾（LSd等迷幻剂为主，硬性毒品激增），暴力滋生（针对弱者的性剥削与绑架成为常态），公共服务崩溃。
核心矛盾：虚伪的宏大叙事（爱与和平）与残酷的个体遭遇（尤其是年轻女性）形成绝对撕裂。自由沦为彻底的放纵与失控，爱沦为漠视与剥削的遮羞布。
结论：一场以理想主义为名的集体精神瘟疫。其遗产是堆积如山的物理与精神垃圾，无数被摧毁的年轻生命（如珍妮），以及滋养了更深层社会暴力的温床。乌托邦的种子在1967年盛夏的毒土中，结出了名为‘虚无’与‘毁灭’的果实。这场‘爱’的瘟疫，其‘治愈’方式将是更加冷酷的现实铁拳。
她最后看了一眼旧金山。娜美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或许正签署着新的能源合同。布琳在餐厅里，毒舌地设计着“爱之夏葬礼蛋糕”。张安琪在工坊里，打磨着又一件冰冷的秩序守护者。路飞在举着更重的杠铃。
而珍妮，可能正躺在某个肮脏的角落，等待下一次药物的注射，或下一次暴力的降临。那个被塞进面包车的女孩，她的命运无人知晓。
1967年的“爱之夏”，在它最绚烂的时刻，已为自己刻好了墓志铭。罗宾拉低帽檐，身影消失在旧金山渐渐清冷的晨雾中。她将继续前行，在废墟与幻灭之间，寻找下一个历史的坐标，记录下一场注定降临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