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陆法和
梁朝年间，江陵百里洲的芦苇荡深处，住着个怪人。这人穿粗布僧衣，吃素食淡饭，住的草庐连门帘都没有，却自号“居士”，从不踏进城郭半步。他便是陆法和，脸上总没什么表情，一双眼睛却像能看透人心，百里洲的人都说他是“活神仙”，可谁也摸不透他的底细。
那时侯景刚投降梁朝，满朝文武都觉得是天大的好事，唯有陆法和找到南郡的朱元英，平静地说：“檀越（对施主的尊称），贫道该和你一起去打侯景，为国家出点力。”朱元英愣住了，忙问：“侯景刚归降，为何要打他？”陆法和只淡淡一句：“该如此，便如此。”朱元英摸不着头脑，只当他随口说说，没放在心上。
没几年，侯景果然反了，率领叛军渡过长江，直逼江陵。朱元英慌了神，连夜划船去清溪山找陆法和，气喘吁吁地问：“侯景都要打过来了，这可怎么办？”陆法和正坐在草庐前晒草药，闻言抬了抬眼，慢悠悠道：“庄稼要等熟了才好收割，侯景也一样，等他‘熟’了，不用咱们动手，自会败落。檀越等着就是，急什么？”朱元英追问能不能打赢，陆法和却答：“能赢，也不能赢。”这话听得朱元英更糊涂了，可看着陆法和笃定的样子，又莫名放了些心。
没过多久，侯景派大将任约带五万兵马，去攻湘东王萧绎的江陵。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兵临城下，湘东王急得团团转。这时，陆法和突然带着一群人找上门来——八百个穿着粗布短打的蛮人弟子，个个腰挎弯刀，眼神锐利。陆法和对湘东王说：“贫道有兵马，愿去征讨任约。”
湘东王又惊又喜，忙派胡僧佑带一千多士兵，跟着陆法和一起出发。船队在江津码头集结时，陆法和登上主舰，忽然大笑起来，指着江面对众人说：“你们看，这江里藏着无量兵马，哪用怕任约那点人？”士兵们往江里看，只看见滚滚江水，什么都没有，可听陆法和说得真切，心里竟也多了几分底气。
开战那天，任约的船队黑压压一片，从上游冲下来。陆法和却不慌不忙，让弟子们在船头摆上香炉，自己盘腿坐下诵经。奇怪的是，原本顺风顺水的叛军船队，突然被一股逆流顶得寸步难行；而陆法和的船，却像有股力量推着，飞快地冲了过去。蛮人弟子们趁机跳上敌船，弯刀挥舞，叛军没一会儿就乱了阵脚。任约想坐船逃跑，刚划出去没多远，船桨突然断了，他“扑通”一声掉进江里，被士兵们生擒活捉。
消息传回江陵，湘东王又惊又敬，后来他登基成了梁元帝，想封陆法和为三公（朝廷最高官职）。有人不解，问元帝：“陆法和总说自己是求道之人，怎么能让他当三公呢？”元帝身边的大臣徐褒说：“他以道术自居，说不定早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元帝点点头：“陆法和立了这么大的功，该受这个封。”于是派人去请陆法和入朝，封他为司徒。
可陆法和当了司徒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聚集兵舰，看样子是想偷袭襄阳，再从武关打进北方。元帝得知后，连忙派人去阻止他。陆法和见了使者，把所有兵马都交了出去，平静地说：“贫道是求道的人，连梵天王的位置都不稀罕，怎么会觊觎君主的位子？只是和陛下有香火因缘，该来帮他解围罢了。如今陛下怀疑我，这也是定数，改不了了。”
之后，陆法和在府里设了供养仪式，做了许多大垍薄饼（一种粗陶碗装的薄饼），分给身边的人吃。没过多久，西魏的军队就打了过来，直逼江陵。陆法和想带兵去救援，元帝却派人拦住他，说：“江陵自己能破贼，你在郢州镇守就好，不用过来。”陆法和只好回到郢州，让人把城门刷成白色，自己穿上粗白布衫，用彩色布条斜系在身上，再用大绳勒住腰，坐在苇席上，一整天都没动。
后来，江陵城破，梁元帝被杀，梁朝灭亡的消息传来，陆法和又穿上之前那套“凶服”，接受梁人的吊唁。那些逃到西魏的梁朝人，后来在某地竟真的见到了陆法和之前做的垍薄饼——原来他早知道梁朝会亡，提前做了这些饼，像是在为王朝的覆灭送别。
再后来，有人说陆法和带着弟子去了百里洲的芦苇荡，再也没人见过他；也有人说，他成了仙，飞到天上去了。但无论他去了哪里，人们都记得：那个穿粗布僧衣的居士，能预知祸福，却不贪慕权势；能立下大功，却甘守平淡。他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世间的浮躁与贪婪——真正有本事的人，从不需要用职位或权势证明自己；真正通透的人，早就明白“因缘自有定数，功过不必强求”的道理。
而那八百个蛮人弟子、一船破敌的江水、一碗送行的薄饼，也都成了梁朝旧事里最特别的注脚：比起争权夺利的喧嚣，坚守本心的平静，才是最难得的“道”；比起惊天动地的功业，懂得“知止不殆”的智慧，才是最珍贵的“能”。
2、王梵志
隋文帝年间，卫州黎阳县东十五里处，住着个叫王德祖的农户。他家院子里有棵老林檎树（类似沙果的果树），枝繁叶茂了几十年，每年都结满酸甜的果子，是王家夏天纳凉、秋天收果的好去处。可不知从哪一年起，树干上慢慢长出个瘿瘤，起初只有拳头大，三年过去，竟长得像斗一样圆滚滚，表皮干裂，看着像是要朽烂了。
这年秋天，王德祖看着那瘿瘤，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怕它烂透了伤着树干，便找了把锋利的斧头，想把瘿瘤砍下来。斧头刚碰到树皮，就听见“咔嚓”一声轻响，瘿瘤竟自己裂开了道缝。王德祖探头一看，吓得差点把斧头扔在地上：裂缝里裹着个小小的婴儿，闭着眼睛，像裹在胎衣里似的，气息却很平稳，小手还偶尔轻轻动一下。
王德祖又惊又奇，连忙把婴儿抱出来，用自己的粗布褂子裹好。他和妻子成婚多年没孩子，看着这从天而降的孩儿，只当是上天赐的缘分，当即决定收养他。夫妻俩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喂奶、换尿布，比待亲生的还上心。婴儿也争气，不吵不闹，长得白白胖胖，只是一直不会说话，王德祖夫妇虽有些着急，却也没多在意——只当是孩子开口晚。
直到孩子七岁那年的一天，他突然坐在院子里的林檎树下，抬头看着王德祖，清晰地开口问道：“是谁把我养大的？我又该叫什么名字呢？”
王德祖又惊又喜，蹲下身，把当年从林檎树瘿瘤里发现他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孩子听完，眨了眨眼睛，认真地说：“我从林木里来，又蒙您收养，不如就叫‘林木梵天’吧？后来觉得这名字太长，又改成‘梵志’。您姓王，我便跟着您姓王，叫王梵志，好不好？”
王德祖连忙点头：“好！好！就叫王梵志！”
自那以后，王梵志像是开了窍，不仅说话流利，还喜欢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没过多久，他竟能自己作诗了。他写的诗不像文人墨客那样讲究辞藻，全是大白话，却句句透着实在道理——有的劝人要孝顺，有的说别贪心，有的讲待人要和气，左邻右舍听了，都觉得说到了心坎里。
有一回，村里有户人家因为分家产吵得不可开交，儿子骂老子偏心，老子哭着说养儿不孝。王梵志路过，随口念了首诗：“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物同箱柜，房中莫畜私。”那户人家听了，顿时红了脸，吵吵闹闹的声音也停了，后来还主动和好了。
慢慢地，王梵志会作诗的事传遍了黎阳县，连县里的官员都派人来请他写诗。他还是那样，穿着粗布衣裳，住着王德祖的老房子，写的诗依旧简单直白，却总能点醒世人。有人问他：“你从树里来，是不是有什么神仙本事？”王梵志笑着摇头：“我就是个普通人，不过是见得多了，想说几句实在话，让大家日子过得顺心些。”
后来王德祖夫妇老了，王梵志悉心照料，直到他们安详离世。再后来，他离开了黎阳县，有人说他去了长安，有人说他去了江南，走到哪里，就把通俗易懂的诗写到哪里，劝人向善，教人明理。
人们渐渐忘了他是从树瘿里来的“奇孩儿”，却记住了王梵志这个名字，记住了他那些像家常话一样的诗。其实，王梵志的特别，从来不是“从树里来”的出身，而是他不管经历了什么，始终保持着一颗通透、善良的心——他用最简单的话，讲最实在的理，就像那棵孕育他的老林檎树，不张扬，却总能结出酸甜解渴的果子，滋养着身边的人。
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什么“神仙来历”，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守住本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他人、照亮人心。王梵志做到了，他的诗，他的故事，也像一粒种子，在时光里生根发芽，提醒着后人：善良不分出身，真诚自有力量。
3、王守一
唐贞观初年的洛阳城，朱雀大街上总能见到个特别的身影——一个穿粗布短打的布衣汉子，背着个比人还高的大陶壶，壶口用青布塞着，走几步就吆喝一声：“卖药喽——能治旁人治不了的病！”这人自称终南山人王守一，他的药却古怪得很：有人哭着求他买药，他摇头不给，没过多久那人就病死了；也有没病的人想讨个“保健药”，他却硬塞过去，十几天后，那没病的人准会染上重病。洛阳人都说他的药“认人”，也都暗暗敬着他，没人敢随便招惹。
城里的柳家是出了名的富户，家主柳信一辈子攒下千金家业，却只有一个独子，宝贝得不行。这年柳家公子刚满二十，眉头上突然冒出个肉疙瘩，起初只有黄豆大，没几天就长到了核桃大小，摸上去软乎乎的，不疼不痒，可就是消不下去。柳信请遍了洛阳城里的名医，有的说要开刀割掉，有的说是什么“气血郁结”，开了方子喝了几十副药，那肉疙瘩不仅没小，反而隐隐透着点青色，柳家公子连带着也没了精神，整日愁眉不展。
有天，柳府的老管家从街上回来，喘着气对柳信说：“老爷，街上有个叫王守一的卖药人，听说能治怪病，不如请他来试试？”柳信本不抱希望，可看着儿子日渐憔悴的样子，还是咬咬牙：“备车，我亲自去请！”
找到王守一时，他正坐在街角的老槐树下，靠着大陶壶打盹。柳信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把儿子的病情一五一十说了，还再三恳求：“先生若是能治好犬子，柳家愿以百金相谢！”王守一睁开眼，上下打量了柳信一番，慢悠悠起身：“走吧，去看看你儿子。”
到了柳府，王守一没急着看公子的病，先让下人摆上香炉，点了三炷香，又端来酒肉，对着空气拜了拜，像是在祭祀什么。柳家父子看得一头雾水，却不敢多问。等祭祝完，王守一才走到柳家公子面前，盯着他眉头上的肉疙瘩看了片刻，伸手从背后的大陶壶里摸出个褐色药丸——药丸只有指甲盖大，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他把药丸放进嘴里嚼烂，伸手敷在肉疙瘩上，又让下人再备些酒肉，自己坐在桌边喝起了酒。
不过半盏茶的功夫，柳家公子突然“哎哟”叫了一声，眉头上的肉疙瘩竟“噗”地破了个小口。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一条小蛇从破口里钻了出来，落在地上——那蛇只有五寸长，身上的鳞片却五颜六色，红的像火、绿的像玉、金的像光，在阳光下看得人眼睛发花。小蛇落地后没停，竟还在慢慢变长，不过片刻就长到了一丈多，盘在地上像根彩色的柱子，吐着信子，却没伤人。
王守一这时已经喝完了壶里的酒，站起身对着大蛇大喝一声：“走！”那大蛇像是听懂了，突然腾起身子，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昏暗，云雾从蛇身下冒出来，裹住了大蛇和王守一。柳家父子和下人看得目瞪口呆，等云雾散了，院子里只剩下地上的几片彩色鳞片，王守一和大蛇早已没了踪影，柳家公子眉头上的肉疙瘩也消失得干干净净，连个疤痕都没留下。
后来，柳家公子恢复了精神，柳信也到处打听王守一的下落，却再也没人见过那个背着大陶壶的布衣汉子。有人说他是终南山的仙人，专门来洛阳救苦救难；也有人说那大蛇是他养的“灵物”，专门用来吸走人的病根。
不管王守一是什么身份，洛阳人都记得：那个古怪的卖药人，虽行事奇特，却有一颗救苦救难的心。他的故事也悄悄提醒着人们：真正的“本事”从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在别人需要时伸出援手；真正的“奇人”也从不需要华丽的外表，粗布衣衫下，藏着的可能是最珍贵的善意。就像王守一的大陶壶，看着普通，里面装的却是能解人病痛的良药——有时候，最不显眼的人和事里，往往藏着最动人的温暖。
4、李子牟
唐朝时候，蔡王府里有个七公子，名叫李子牟。这人生得眉目清朗，穿件月白长衫往那一站，自带股爽利秀雅的气度；更难得的是才调高绝，尤其擅长吹笛——他指尖按在笛孔上，一管玉笛能吹出春燕拂柳，也能奏出秋江映月，听过的人都说，天下再找不出第二个能比他吹得好的。
那年孟春望夕，李子牟客游荆门，正巧赶上江陵的老习俗。江陵这地方，每到正月十五晚上，沿江两岸要挂满“影灯”：细竹做骨，糊上彩纸，有的画着嫦娥奔月，有的描着渔舟唱晚，一到傍晚点亮，整条江像落了满岸的星星。士女们穿着罗裙锦衫，手挽着手沿江逛；杂耍的敲着铜锣翻筋斗，舞狮的踩着鼓点晃脑袋，说书的拍着醒木讲古事，人声、笑声、锣鼓声裹在江风里，热热闹闹能传到半里外去。
李子牟和几个朋友站在江边的酒楼里，看着楼下的喧腾，其中一个朋友笑着拍他肩膀：“子牟，你总说你吹笛最妙，今儿这么多人，你要是能让这满街喧哗停了，我们就请你喝最烈的烧春酒！”
李子牟挑了挑眉，从腰间解下一支玉笛——那笛身莹润得像浸了水的暖玉，上面刻着细密的云纹，是先帝亲自赐给他的。他指尖摩挲着笛身，轻笑一声：“这有何难？你们看着便是。”
说着，他走上酒楼的轩窗，推开雕花木窗。江风裹着灯影吹过来，拂动他的长衫。他把玉笛凑到唇边，手指轻轻一按，第一声笛音就飘了出去——那声音清得像刚融的雪水，顺着江风绕着楼转了圈，又慢悠悠漫到街上。
原本敲锣的杂耍艺人手一顿，锣声戛然而止；舞狮的汉子脚一停，狮子头耷拉下来；连哭闹着要糖的小孩都忘了哭，仰着头往楼上看。沿江的人全静了，密密麻麻的人影站在灯影里，只有那笛音在空气里飘——时而像春鸟在枝头跳，时而像江水在石上淌，听得人心里软软的，连呼吸都放轻了。
直到笛音落了好一会儿，才有个穿红袄的小姑娘怯生生地问：“娘，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呀？好好听。”人声、锣鼓声这才慢慢又响起来，却比刚才轻了些，像是怕扰了刚才那阵清韵。
李子牟放下玉笛，心里免不了有些得意——毕竟能让万众寂然，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可没等他和朋友说话，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吟诗声：“月照江楼笛韵清，万人凝听忘归程。”那声音不高，却透着股苍劲，像老松在风里说话。
众人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一只小渔船飘在江边，船上站着个白发老人。老人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袍，腰间系着根麻绳，手里拄着根竹杖，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刻出来的，可眼神亮得像有光，模样古古怪怪的，却透着股说不出的清雅。
李子牟见老人能吟出笛音里的意境，忙拱手行礼：“老丈谬赞了。”
老人笑了笑，撑着竹篙把船靠了岸，慢悠悠走上酒楼。他目光扫过李子牟手里的玉笛，开口道：“刚才吹笛的，想必是蔡王殿下吧？笛音的格调极高，可惜了——你这笛子，寻常得很啊。”
李子牟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把玉笛攥紧了些：“老丈说笑了。这笛子是先帝亲赐的，笛身是西域来的暖玉，摸着手感温润，吹起来音色也透亮。我这辈子见过的笛子，没有比它更珍贵的了。”
老人没反驳，只是指了指酒楼墙角——那里放着几支普通的竹笛，是供客人闲时消遣用的，有的笛身裂了缝，有的还沾着点酒渍。他拿起一支最旧的，吹口处都磨得发亮了，转身对李子牟说：“殿下信不信，我用这支破竹笛，也能吹出动人的音？”
李子牟还没说话，老人已经把竹笛凑到唇边。手指一动，笛音就飞了出来——那声音没有玉笛的温润，却多了几分山野的灵动，像清泉在石缝里跳，像野鸟在林间叫，听得人眼前仿佛出现了青山绿水，比刚才的笛音更添了几分活气。满座的人都看呆了，连刚才喧闹的朋友，都忘了要请的烧春酒。
老人放下竹笛，看着李子牟，语气平和却有力：“殿下你看，这支破竹笛，吹出来的音也能让人静听。真正妙的，从来不是笛子，是吹笛的人啊。你恃着先帝的玉笛，倒忘了——是你的手指懂怎么按孔，你的心意懂怎么传情，才让笛音有了魂。要是换个不会吹的人，就算拿着金笛银笛，也吹不出刚才的韵致。”
李子牟的脸一下子红了，连忙站起身，对着老人深深作揖：“老丈说得是，我错了。一直把玉笛当至宝，却忘了真正的至宝，是自己手里的功夫。”
老人点点头，眼里露出笑意：“知错就好。才华是好事，可别让外物遮了眼。”说完，他拿起竹杖，转身下了楼，撑着小渔船飘进灯影里。江风一吹，船和人就渐渐模糊了，没一会儿就融进了满岸的灯火中，再也找不见了。
从那以后，李子牟再也不总把先帝赐的玉笛带在身上了。有时他会在江边找个石头坐下，捡起路边的细竹，自己削一支简单的笛子，吹给过路人听。他的笛音里少了几分傲气，多了几分平和，路过的农夫、洗衣的妇人，都愿意停下来听一会儿。
有人问他：“七公子，您怎么不用那支先帝的玉笛了？”
李子牟笑着摇头：“玉笛虽好，可竹笛也能传情。只要心里有韵，什么笛子都能吹好。”后来，他还收了几个穷苦孩子做徒弟——有的孩子连笛子都买不起，他就教他们用芦苇杆做笛。他从不看徒弟有没有好乐器，只看他们有没有真心爱音乐，有没有耐心琢磨指法。
渐渐的，人们忘了他是蔡王的儿子，忘了他有支先帝赐的玉笛，只记得荆门有个叫李子牟的人，吹笛吹得极好，心也和善。
其实，我们生活里也常有这样的事——总以为珍贵的是外在的物件、身份的光环，却忘了真正能打动人的，是内在的才华与谦逊。就像李子牟的笛音，不是玉笛让它动人，是他对音乐的热爱与琢磨；就像我们做事，不是靠“好工具”“好背景”，而是靠自己的用心与坚持。丢掉对“外物”的执念，专注于打磨自己的“本事”，才是能伴随一生的“至宝”。
5、吕翁
开元十九年的初秋，邯郸道上的风还带着点夏末的暖。路边的邸舍（驿站）里，一个穿素色道袍的老者正坐在竹席上，面前放着个旧布囊，手里慢悠悠地捻着胡须——这人便是吕翁。他刚歇脚没多久，门外就传来一阵马蹄声，紧接着，一个穿短褐、骑青驹的年轻人掀帘进来，把马缰绳往门柱上一拴，也不客气，径直坐在了吕翁对面的席子上。
这年轻人叫卢生，是附近县里的农户。他刚从田里回来，裤脚还沾着泥，坐下后先灌了半瓢凉茶，抹了把汗，瞥见自己身上打补丁的短褐，忍不住叹了口气：“唉，大丈夫活在世上，混到这份上，真是窝囊。”
吕翁抬眼打量他——卢生看着不过三十出头，面色红润，身材也壮实，不像受了苦的样子，便笑着问：“看你身子硬朗，说话也痛快，怎么还叹自己困窘呢？”
卢生放下瓢，眉头皱得更紧：“老人家您不知道，我这就是苟活！什么叫‘适意’？我连边都没摸着。”
“那你觉得，什么样才算适意？”吕翁追问。
“得建功立业，名扬天下！”卢生眼睛亮了些，声音也提高了，“最好能当将军、做宰相，吃饭用列鼎（古代贵族的食器），听曲挑最好的乐师，让家族兴旺，家里钱财用不完——那才叫活得值！我年轻时也读过书、学过本事，总觉得自己早晚能穿红戴紫（指做官），可现在都过了三十，还得天天扛着锄头下地，这不叫困窘叫什么？”
话刚说完，卢生就打了个哈欠，眼睛也开始发沉——毕竟在田里忙活了一上午，实在累得慌。这时，邸舍的主人端着蒸笼从后厨出来，笼里的黄粱（小米）正冒着热气，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
吕翁见状，从布囊里摸出个枕头递给卢生：“你要是累了，就枕着这个枕头睡会儿。保管让你如愿以偿，过上你说的‘适意’日子。”
卢生接过枕头，只见枕头上刻着些奇怪的花纹，枕芯像是装了东西，沉甸甸的。他也没多想，靠在墙上就闭上了眼——刚把脑袋挨到枕头上，就觉得一阵困意袭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梦里，卢生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睁开眼，发现自己竟不在邸舍里，而是坐在一间宽敞的书房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窗外还种着几株翠竹。一个穿长衫的管家走进来，躬身道：“公子，该去参加科举了，马车已经备好了。”
“科举？”卢生愣了愣，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要去考功名！他连忙起身，换上早已备好的锦袍，坐上马车往京城赶。没想到，这一考竟中了状元！皇帝见他年轻有为，当场封他为翰林学士，还赐了他一套京城的宅院。
没过几年，边境告急，皇帝要选将领出征。卢生主动请战，凭着自己学过的兵法，竟打了个大胜仗！回来后，皇帝龙颜大悦，封他为镇国将军，赏了他良田千亩、骏马百匹。又过了十几年，老宰相告老还乡，皇帝直接任命卢生为宰相，还封他为赵国公，上朝时能和皇帝并肩走，文武百官都得向他行礼。
这期间，卢生娶了宰相的女儿做妻子，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卢罽官至考功员外（负责考核官员的官），二儿子卢俭当了侍御史（负责监察的官），三儿子卢位是太常丞（负责礼仪祭祀的官），最小的儿子卢倚最有才华，二十四岁就做了右补阙（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官）。几个儿子娶的也都是名门望族的女儿，家里的孙子、孙女加起来有十几个，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真是应了他当初“族益茂”的心愿。
不过，人一得意，难免会犯错。有一年，卢生因为得罪了宫里的宦官，被人诬陷谋反。皇帝震怒，把他关进了大牢，连家里的良田、宅院都被抄了。卢生在牢里绝望极了，甚至想过自杀——幸好他以前救过的一个小官，现在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拼死为他辩解，才证明了他的清白。
皇帝知道错怪了他，不仅恢复了他的官职和爵位，还赏了他更多的东西，以示补偿。经历过这场风波，卢生收敛了不少，做事也更谨慎了。又过了十几年，他成了朝廷里资历最老的官员，前后两次被贬到岭南，又两次回到京城当宰相，出入宫廷三十多年，风光得无人能比。
到了晚年，卢生开始贪图享乐——家里养了最好的乐师，后院的姬妾个个容貌出众，皇帝赐的良田、豪宅、名马，多得数都数不清。他渐渐觉得身体不行了，便一次次向皇帝请求退休，可皇帝总舍不得他走，还派太医天天来给他看病，送最好的药材。
临终前，卢生躺在床上，让儿子拿来纸笔，写下了一道奏折：“臣本来是山东的一个普通书生，以前就喜欢种种田、浇浇菜。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才得以做官。陛下对臣的恩宠太多了，让臣当将军、做宰相，在朝廷内外任职这么多年，臣实在惭愧……只希望陛下以后能好好治理天下，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写完奏折，卢生闭上眼睛，只觉得一阵轻飘——再睁开眼时，他还靠在邸舍的墙上，吕翁正坐在对面看着他，邸舍主人蒸的黄粱还在蒸笼里冒着热气，香味和他刚睡着时一模一样。
“我……我刚才是不是做了个梦？”卢生揉了揉眼睛，还有些恍惚——梦里那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起起落落，还清晰得像刚发生一样。
吕翁笑了笑：“你觉得是梦，那便是梦；你觉得不是，那便不是。不过，你刚才在梦里，不是已经过上你说的‘适意’日子了吗？”
卢生愣了半天，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看着自己沾着泥的裤脚，又看了看蒸笼里的黄粱，轻轻摇了摇头：“原来我追求的那些，也不过是一场黄粱梦。就算真的当了宰相、有了万贯家财，最后还不是和现在一样，什么都带不走？”
“也不能说什么都没留下。”吕翁指了指他的胸口，“梦里你最后写奏折，还想着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份心，不是比那些荣华富贵更实在吗？”
卢生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对着吕翁深深作了个揖：“多谢老人家指点。我以前总觉得，只有当官发财才算活得值，现在才明白——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心里装着点别人，比什么都强。”
说完，卢生牵起自己的青驹，脚步轻快地走出了邸舍。他没有再去想当将军、做宰相的事，而是扛着锄头回了田里——只是这一次，他不再觉得种地是“困窘”，反而觉得，看着田里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比梦里的荣华更让人安心。
吕翁看着卢生的背影，拿起自己的布囊，慢悠悠地走出了邸舍。邯郸道上的风依旧温暖，黄粱的香味还在空气里飘着，像是在提醒路过的人：这世上的荣华富贵，多是过眼云烟；真正的“适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多大权力，而是懂得珍惜眼前的日子，守住心里的那份踏实。就像卢生，从一场黄粱梦里醒来，终于明白——平凡日子里的安稳，比任何虚幻的荣华都更珍贵；心里装着他人的善意，比任何显赫的地位都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