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夜雨敲打着政事堂的琉璃瓦，李瑁将刚誊抄好的《改革试点月报》叠好，指尖在“河南道夏粮增收三成”的字样上停顿片刻。案头还堆着几份奏折，礼部尚书韦陟联合七位老臣，以“试点扰民”为由恳请陛下收回成命，字里行间的火药味几乎要冲破纸背。
“硬碰硬，怕是要把这些人逼得更紧。”李瑁对着烛光轻叩指尖，系统面板上的“朝堂势力图谱”正闪烁不定——红色的守旧派与蓝色的革新派泾渭分明，唯有中间那片灰影忽明忽暗，那是占朝臣近半数的中立势力。其中最显眼的，是工部尚书苏颋与御史中丞宋璟，两人既不反对改革，也从未公开支持，就像长安城墙上的青砖，沉默地立在风雨里。
“得让他们看到，改革不是洪水猛兽。”他忽然想起苏颋前日在朝会上的话：“臣以为，试点可试，但需防地方官借改革之名苛待百姓。”话虽中立，却藏着对民生的牵挂。
次日清晨，李瑁带着两卷图纸直奔工部衙门。苏颋正对着一堆河工器具发愁，见他进来，连忙起身：“殿下怎的来了？”案上摊着黄河汛情图，几个新造的闸门模型歪歪扭扭，显然遇到了难处。
“听闻苏尚书在改黄河护岸堤？”李瑁展开一卷图纸，是系统提供的“复式闸门结构图”，用楠木制成的闸门可分级升降，比现行的单板式闸门更能抵御洪水，“臣前几日在江南见到一种新法子，或许能用在黄河上。”
苏颋的眼睛倏地亮了。他盯着图纸上的齿轮联动装置，手指在“分级泄洪”的注解上反复摩挲：“这般设计，汛期可分洪，旱季能蓄水，若是真能成……”他忽然想起什么，眉头又皱起来，“只是这闸门需用岭南的硬木，漕运到洛阳就要耗费不少，地方官府怕是不愿承担。”
“这正是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李瑁铺开另一卷《漕运改良策》，“按新制，地方可申请‘专项改良款’，由户部直接拨付，不必再层层盘剥。就像这闸门，朝廷出三成，地方出两成，余下的让受益农户以劳役抵偿——既修了堤，又不加重百姓负担。”
苏颋的手指在策论上点了点：“去年我苏家在同州的庄园，就因漕运不畅，新收的麻纸运不到长安，积压了足足三千卷。地方官说‘漕工不足’，可衙役却在忙着给盐商押运私货。”他叹了口气，“不是不愿支持改革，是怕改来改去，受苦的还是百姓。”
“苏尚书若信得过臣，同州的事，臣来办。”李瑁起身时，将闸门图纸留在案上，“三日内，让漕工先给您的庄园运纸。至于那些挪用漕工的衙役，正好用新的考核法查一查。”
三日后，苏颋在朝会上忽然出列：“陛下，臣核查过河南试点州的税册，并无苛待百姓之事，反倒是新修的水渠让二十里旱田变了水田。”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韦陟，“臣以为，试点可再增三州，尤以黄河沿岸为宜，正好试试新的护岸堤法子。”
李瑁望着苏颋挺直的背影，心中微动。系统提示“中立势力苏颋倾向革新”，那片灰影里，已有一点染上了淡蓝。
拉拢宋璟，则费了更多心思。这位御史中丞以铁面无私闻名，连玄宗都曾说“宋璟在，百官不敢妄为”。李瑁几次想登门拜访，都被他以“公务在身”挡了回来。直到七月初，大理寺送来一桩案子——宋璟的侄子在越州被当地豪强诬陷盗卖官粮，打入了死牢。
“越州刺史是韦陟的门生。”裴宽低声提醒，“这案子怕是冲着宋中丞来的，想逼他站队。”
李瑁看着卷宗里的供词，墨迹新旧不一，显然是屈打成招。他想起宋璟常说的“法者，天下之公器”，此刻却有人拿律法当武器，攻讦忠良。
“让百草谷的人去趟越州。”李瑁对亲卫吩咐，“找当地的漕帮兄弟，查查那豪强的粮库——盗卖官粮的，怕是另有其人。”
七日后，越州传来消息。百草谷的医女在豪强粮仓的夹层里，找到了盖着官印的空粮袋，上面的编号与州府丢失的官粮完全吻合。漕帮的人还查到，那豪强每月都给越州刺史送两船“私盐”，正是王承业案中漏网的余党。
宋璟接到侄子的家书时，正坐在御史台的卷宗堆里。信上写着：“救侄者，非律法，乃荣王所遣义士。彼在越州街头见百姓因粮价高涨而泣，遂查粮案，非为私情，实为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