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的尸骨在闹市焚尽的青烟尚未完全散去，其党羽被清算的浪潮仍在朝野间回荡，但一种更加深沉、更加本质的变化，已然在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上悄然发生。这变化无形无质，却远比任何人事更迭都更加撼动这个世界的根基——“主神系统”失去了它在人间最重要、最活跃的世俗抓手。
秦桧，这个汲汲于权势的凡人，以其狡诈与野心，阴差阳错地成为了“秩序”之力在此方位面的第一个积极“合作者”与鼓吹者。他虽无法理解“主神系统”的真正本质，却本能地察觉到这股力量的宏大与不可抗拒，并试图将其纳入权力的游戏，用以铲除异己，巩固权位。他建立的整个话语体系——将灰白领域美化为“秩序神域”，将霍云、李文渊污名化为“混沌”——本质上是在为“主神系统”那冰冷无情的“净化”程序，披上一层符合此方位面认知逻辑的、易于传播和接受的外衣。
这套话语，如同一个粗糙的扩音器，放大了“秩序”的威慑，也扭曲了它的真相，但却有效地在世俗层面制造了恐慌，分化了人心，为“秩序”的渗透和“净化”的推进，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铺垫和情绪动员。
然而，如今这个扩音器被彻底砸碎了。
秦桧死了，死在他所鼓吹的力量之下，这本身就是对那套话语最彻底的否定。他的党羽被连根拔起，其构建的舆论帝国瞬间崩塌。朝堂之上，再也无人敢公然将灰白领域称为“神域”，再也无人敢借“秩序”之名行构陷之事。贾仁义引导的舆论成功地将秦桧定位为“玩火自焚的骗子”，将那恐怖的力量重新归于“无法理解的妖魔之力”或“天地异变”的范畴。
这意味着，“主神系统”失去了一个主动为它摇旗呐喊、并试图利用其力量达成世俗目的代理人。它那基于绝对逻辑的“净化”意图，在此方位面失去了一个能够被广泛理解的、带有“正当性”色彩的诠释者。
这种“失语”的状态，带来了一系列微妙而显着的影响。
首先，是灰白领域自身的变化。一直密切监控城西那片区域的百晓生和玉藻前，几乎同时向霍云汇报了相同的观察结果：那片死寂的灰白，似乎变得更加“纯粹”了。之前那种因秦桧的鼓吹和利用而隐约沾染的、属于人类权谋斗争的“烟火气”正在迅速褪去。它不再与任何具体的政治派别或个人恩怨挂钩，而是回归了一种更加绝对、更加冰冷的“非人”状态。它的扩张（虽然极其缓慢）似乎不再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更像是一种遵循着某种内在数学规律的、无差别的空间侵蚀。
其次，是“秩序”力量渗透方式的变化。玉藻前敏锐地察觉到，那些游离在京城各处的、不稳定的“秩序残留”，其出现变得更加随机，更加难以预测。它们不再像之前那样，偶尔会与某些政治事件或特定人物的活动产生若有若无的“巧合”性关联（比如针对陈大人的那次伪神谴）。现在的它们，更像是纯粹的能量泄漏点，其波动完全遵循着某种非人性的、严苛的物理或数学法则，不再带有任何“意图”或“针对性”。
最后，是皇帝心态的转变。秦桧的覆灭，让皇帝彻底看清，试图倚仗或利用这种超越性的力量是极其危险的。他收回了对霍云的核心兵权，加强了监控，这既是对潜在威胁的防范，也表明了他决心将帝国的权力重新牢牢掌控在“凡人”的规则体系之内，拒绝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干涉。整个大启王朝的世俗统治机器，在经历短暂的混乱后，开始尝试着将那恐怖的“灰白领域”和“秩序”之力，定义为需要防范和研究的“天灾”或“异象”，而非可以合作或信奉的“神只”。
“主神系统”并未因失去秦桧这个抓手而削弱，恰恰相反，它似乎摆脱了一个不完美、会犯错的“中间商”，其力量运行变得更加直接、也更加符合其“绝对秩序”的本质。但与此同时，它也失去了在人间迅速制造恐慌、分化阵营、为自己的“净化”行为争取“理解”的便捷渠道。
它从一场有着模糊“代言人”和扭曲“教义”的准宗教式恐怖，回归为一种更加纯粹、也更加无法沟通的“天灾”式恐怖。
对于“反秩序联盟”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更大的挑战。
机遇在于，他们无需再分散精力去应对秦桧一党借“秩序”之名发起的政治构陷和舆论攻击，可以更专注于寻找“世界记忆”的核心任务。来自世俗权力的直接打压暂时减轻。
挑战则在于，他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非人”、更加不可理喻、更加专注于执行其“净化”程序的对手。“主神系统”不再需要通过秦桧来传达它的“意志”（如果那能称之为意志的话），它的存在本身，它的法则侵蚀本身，就是最直接的宣告。
霍云在沉寂的武安侯府中，接到了来自各方的报告。他站在窗前，望着庭院中那棵在秋风中摇曳的古树，叶片已开始泛黄。
“它不再需要代言人了。”霍云低声自语，仿佛在说给那枚在怀中微微温热的玉佩听，“接下来的对抗，将更加直接，也更加……残酷。”
秦桧势力的垮台，如同剥去了一层包裹在冰冷刀刃上的粗糙布条，露出了世俗的抓手，却也意味着，它那旨在格式化一切的“秩序”之刃，将不再有任何缓冲，直指这个世界的核心，以及所有试图抵抗它的“错误”与“变量”。
联盟与“主神系统”之间，那层模糊的、由人类权谋和谎言构成的中间地带，已然消失。真正的、关乎存在本身的终极对决，其轮廓正变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