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穰苴死后，他的兵书被齐威王整理为《司马法》。这部兵书对后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穰苴受命为将之时，深知军队纪律的重要性。于是，他向齐景公提出请求，希望景公能派遣宠臣庄贾担任监军一职。穰苴与庄贾约定好，次日正午时分在军营会面。
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庄贾却迟迟未到。原来，庄贾因为亲友们为他饯行，耽误了时间。当他终于赶到军营时，已经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许久。
穰苴见到庄贾后，毫不留情地按照军法将他处斩。这一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为震惊。
不久之后，齐景公得知了此事，急忙派遣使者持节前来赦免庄贾。然而，穰苴却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果断地拒绝了景公的赦免。不仅如此，他还下令斩杀了使者的仆从，毁掉了使者所乘车辆的左驸（车辕左柱），并杀死了骖马（边马），以此来警示众人。
穰苴的这一系列举动，让齐军上下都为之震惊。士兵们对他的威严和果断深感敬畏，军纪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整顿。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实际上是一部“混合型”的兵书。原书已经失传，现今流传的版本仅存 5 篇，分别是《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和《用众》，大约有 3000 字。这部兵书是齐威王时期的大夫们在“追论古者《司马兵法》”的基础上，结合穰苴的思想整理而成的。
《司马法》的内容融合了西周时期的军礼和春秋末期的实战经验。其中，“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等语句体现了西周军礼的影响；而书中对于战争策略、战术运用等方面的论述，则反映了春秋末期的实战经验。可以说，《司马法》是兵家思想从“礼义之兵”向“诡道兵学”过渡的重要标志。
强调战争中，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更重要的是要讨伐那些不义之人，以安定百姓的生活。这与那种仅仅为了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会导致“杀人盈野”的惨状。
例如，在进入敌方领土时，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军队不得亵渎神灵，不得进行田猎活动，不得破坏土地工程，也不得焚烧房屋。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军队能够严守道德底线，不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
此外，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具体要求和规范。比如，在每场战斗之前，要确定爵位，明确功罪，收揽游士，颁布教诏。这意味着要通过严明的法令来规范军队的行为，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和奖惩标准。
同时，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也有明确的惩罚措施。例如，击鼓失误的人要受到惩罚，喧哗的人要受到惩罚，不听从指挥的人也要受到惩罚。这种严格的纪律要求与穰苴杀庄贾的实践相呼应，体现了对军队纪律的高度重视。
在战争中，阵型和纪律也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所谓“陈行之道”，即军队的行进和布阵方式，有着严格的规定，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这种阵型的设计不仅考虑到了战术上的需要，也体现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顺应。
另外，还强调了“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的原则。这意味着要顺应天时，充实物资，取悦民心，利用地形，重视兵器。这些原则综合起来，体现了早期战争的规范化特征，反映了古人对于战争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主张军事与政治礼仪分离，强调“军容尚左（以左为尊），国容尚右（以右为尊）”，这种观点体现了春秋时期“兵礼”的独特性。它旨在避免军队过度干预朝政，维护政治的稳定和秩序。
这部兵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载西周军礼的文献，其中保存了许多古老的军事思想，如“正战”和“义战”等。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道德性。
司马迁对这部兵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这意味着该书所包含的思想和理念非常深刻和广泛，即使是三代时期的征伐战争，也未能完全涵盖其中的意义。
《司马法》的“以礼治军”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诸葛亮治理蜀国军队时，就借鉴了《司马法》中的一些方法和原则；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以“冻死不拆屋”的严明军纪而闻名，这也与《司马法》的影响不无关系。
与《孙子兵法》的“兵以诈立”思想相比，《司马法》更注重“礼法”。宋代的郑友贤曾评价说，《司马法》“未尝言战”，但实际上它是春秋中期以前“军礼”的最后回响。而战国以后的兵书，如《吴子》和《六韬》等，虽然也吸收了《司马法》中的一些思想，但更多地是强调“明法”，相对弱化了道德约束。
在唐代，司马穰苴被尊称为“武庙十哲”之一，与孙武、吴起等名将并列。到了宋代，他更是位列“武庙七十二将”之中，其治军精神被世人视为“军法典范”，备受推崇。
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为司马穰苴单独列传，对他赞誉有加，称其“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然而，司马迁也遗憾地指出，司马穰苴的兵书大多已经散失，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版本，或许并非其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