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0九
邓鑫元第一次以辅导员身份走进机械与制造专业教室时，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落在那些穿着旧衣、眼神里藏着局促与倔强的学生身上——他们大多来自大山深处，带着泥土的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像极了当年那个蹲在煤油灯前苦读的自己。每当看到这样的孩子，他心里总会一阵揪心，仿佛看到少年时的自己背着破旧木箱、穿着补丁衣服走在雪地里，啃着冷红薯在教室熬夜学习的模样。也正因这份共情，熊坤成了他第一个重点帮扶的学生，从资助生活费到指导学业，最终看着熊坤留校任教，成了他并肩作战的同事与兄弟。这份帮扶的初心，在他升任系主任后，愈发坚定地蔓延开来。
1999年，邓鑫元正式接任机械与制造系主任。走马上任第一天，他没有急着召开工作会议，而是把系里28名贫困生的档案全抱回了办公室。档案袋堆在桌上像座小山，他从早上翻到傍晚，每一份档案都看得格外仔细——哪个学生来自单亲家庭，哪个学生父母患病，哪个学生靠打零工凑学费，他都用红笔在笔记本上标注得清清楚楚。
“光靠档案记不住人，得让每个孩子都‘活’在我眼前。”邓鑫元想着，第二天就找后勤处要了块一米见方的木板，亲手刷上白漆，做成了一张“成长地图”。他把每个贫困生的一寸照片剪下来贴在木板上，照片旁边用便签写着家庭情况、兴趣特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李磊，贵州毕节，父母务农，擅长焊接，缺实训工具”“张婷，重庆万州，母亲残疾，英语薄弱，需补课”……这张地图就挂在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到，谁的问题解决了，他就把便签换成绿色；谁遇到了新困难，就贴上黄色提醒条，28个名字，28个牵挂，成了他系主任生涯的起点。
“邓主任，这是陈雨的资料，您得看看。”入职不久的辅导员小李拿着一份档案匆匆走进办公室，声音里带着难掩的不忍，“她爸去年在工地摔成重伤，现在还躺在医院，家里欠了十几万外债，弟弟在读小学，上周她偷偷提交了退学申请，说要去深圳电子厂打工，赚了钱给她爸治病。”
邓鑫元接过档案，指尖在“陈雨”的名字上反复摩挲，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个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的女生——扎着简单的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校服，笔记本上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连老师随口提的“机床精度校准小技巧”都能工工整整补在页边空白处。实训课上，别的女生对沉重的机床避之不及，她却敢上手操作，钻孔、铣削动作利落，连经验丰富的王师傅都常对着其他学生夸：“你们多学学陈雨，这姑娘眼神准、手感稳，是块学机械的好料！”
“这么好的苗子，绝不能让她退学。”邓鑫元猛地站起来，抓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水，转身就问小李：“陈雨家有固定电话吗？我先跟她通个话。”
“她老家在铜梁山里，村里只有村头小卖部有一部公用电话，还经常没人接。”小李皱着眉补充道，“我昨天在宿舍找她谈过，她哭着说‘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读书对我来说太奢侈了’，今天一早就没去上课，听室友说她收拾了行李，可能要去火车站。”
邓鑫元没再多说，抓起外套和自行车钥匙就往外走：“小李，把陈雨家的地址给我，我现在就去找她。能赶上最早一班去铜梁的长途汽车，说不定还能拦住她。”
“邓主任，这都下午三点了，长途汽车到铜梁县城得三个小时，再从县城往山里走，天黑都到不了，要不明天再去？”小李劝道。
“不行，晚一天，她可能就真的坐上去深圳的火车了。”邓鑫元摆了摆手，脚步没停，径直推着那辆半旧的“永久”自行车往校门口的长途汽车站赶。
长途汽车在坑洼的公路上颠簸，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邓鑫元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攥着陈雨家的地址——纸上写着“铜梁县清坪乡陈家坳”，后面还跟着小李标注的“到乡上后找王书记，他认识陈雨家”。他心里既着急又忐忑，反复想着该怎么劝陈雨，怕来晚了，更怕自己说不动这个倔强的姑娘。
傍晚六点多，汽车终于到了铜梁县城。邓鑫元顾不上吃晚饭，在车站附近找了辆三轮车，花五块钱让师傅送他去清坪乡。三轮车在乡间小路上晃悠，两旁的稻田里传来虫鸣，天黑透时才到乡政府门口。他敲开乡办公室的门，找到值班的王书记，说明来意后，王书记叹着气说：“陈雨这娃命苦，她爸出事后家里就垮了，我昨天还见她背着行李往乡车站走，说要去深圳打工，我劝了她两句，她没听。”
“那现在去她家还来得及吗？”邓鑫元急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