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年秋，雾都重庆的雾比往年来得更早更沉。歌乐山的梧桐叶被江风卷着，在青石板路上叠出薄薄一层，踩上去沙沙响，像把无数没说出口的心事碾碎在风里。一辆黑色别克轿车破开晨雾，缓缓驶入“静心园”公馆的朱漆大门——车身上还沾着朝天门码头的煤烟，轮胎缝里卡着江滩的细沙，显然是刚从码头接人回来。
车门打开，邓翠新提着米白色藤箱走下来。月白色旗袍的领口别着枚银质银杏叶胸针，那是邓家祖传的物件，叶纹里嵌着的细巧蓝珐琅，在雾色里泛着淡青的光。她刚踏上公馆石阶，管家福伯就带着仆人们迎上来，手里捧着拧干的热毛巾：“小姐，您可算回来了，老爷在客厅里守着炭盆等了半宿，茶都凉了三回。”邓翠新点头应着，指尖无意识地触到胸针，忽然想起离开巴黎那日，教授握着她的手说“山城的雾浓，别丢了自己”——那时她还笑着答“我是重庆人，雾里能辨路”，可此刻望着公馆院里浓得化不开的雾，心尖竟莫名发紧，像被雾缠了根细弦。
谁也没料到，这缕慌慌的预感，三日后就成了掀翻邓家的滔天风暴。
那夜是陪都文化界的盛会，喜来登百乐门的音乐厅里座无虚席。邓翠新换了件桐色暗纹旗袍，坐在二楼包厢听小提琴独奏——她刚留洋归来，父亲邓大华特意让她多出席这类场合，一来熟悉重庆的商界人脉，二来也让她见见家乡的热闹。散场时已近子时，司机邱超开着车往静心园走，车行至佛墙河桥时，车灯突然撞进两团黑影——两辆无牌黑色轿车横在桥中央，像两只伏在暗处的兽。邱超心里一紧，刚要踩刹车，车后就被猛地一撞，车身瞬间往前冲了半米。他攥着方向盘急喊“小姐坐稳”，话音未落，左侧车门就被人踹开，铁门板撞在车身上，发出刺耳的巨响。
四个黑衣蒙面人举着枪，为首的那个径直把枪口抵在邱超太阳穴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邱超瞬间僵住。另一个人伸手，一把揪住邓翠新的胳膊，指节捏得死紧，疼得她倒抽口气。她下意识去摸领口的胸针——那是她此刻唯一的念想，却被人狠狠按在车座上，一块黑布猛地蒙住了她的眼睛，世界瞬间坠入黑暗。“别喊，喊一声就没命。”粗哑的声音贴着耳朵，带着烟味和汗味，她听见邱超闷哼一声，接着就被人拽着胳膊拖下车，塞进另一辆车里。车轮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溅起的水花打在车门上，像极了她没忍住的泪滴，很快就被山城浓得化不开的夜雾吞得一干二净。
次日清晨，静心园的门房在台阶上发现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麻绳胡乱缠了几圈。邓大华拆开时，手指抖得厉害——粗糙的草纸上，墨迹潦草得像鬼画符，字里行间都透着狠劲：“邓公若欲见女，明日午时前备洋银二十万，于山城寺废庙交付。违则尸见。”落款没有名姓，只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骷髅，骷髅的眼眶里洇着墨渍，像在淌血，看得人心里发寒。
邓大华“啪”地把信拍在红木桌上，桌面的纹路都震得发颤。他在重庆商界摸爬滚打三十年，开纱厂、办银行，从没被人这么明目张胆地要挟过。可女儿在人家手里，他半分不敢耽搁，当即拨通山城警察厅的电话，又托关系找到警备司令部的王司令，许了重金请他们尽快找人。可陪都是什么地方？逃难的、经商的、做官的、混江湖的，三教九流挤在弹丸之地，街面上的无牌车比有牌的还多，警方查了一上午，从佛墙河桥摸到山城寺，连绑匪的半片影子都没摸着。更让人心慌的是，邓家派去打探消息的管家，刚走到山城寺附近的巷口，就被两个精壮汉子拦下来，冷冰冰警告“别耍花样，老实备钱”——绑匪竟像长了眼睛，把邓家的一举一动都盯得死死的。
警察厅的刘厅长急得直搓手，最后咬着牙说：“邓先生，这事寻常警力办不了，得找军统的人。有个叫李家卫的，开了家‘山城侦探社’，专办这种疑难案子，听说后台硬得很，您找他试试。”邓大华像抓着救命稻草，当天就带着五十根金条找到李家卫。那李家卫倒也体面，穿一身挺括的洋装，办公室里摆着进口留声机，正放着周璇的《天涯歌女》。他看了信，指尖敲着桌面笑：“邓先生放心，三日内必给您消息。”收了金条，当天就带着人出去查案。
可谁知道，这一查就是三个月。
李家卫确实有几分本事——中央警校毕业，早年在上海巡捕房干过，查案的路子野得很。他先是扒着邱超的社会关系查，从街坊邻居问到远房亲戚；又去佛墙河桥附近蹲了半个月，连桥下的水草都翻了遍；甚至摸到贫民窟的烟馆里，跟三教九流套近乎——可绑匪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没留下半点痕迹。更糟的是，他每次刚摸到点线索，转头就被人掐断：前一天找到的目击者，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跑了；刚盯上的可疑人员，转眼就没了踪影。邓大华天天打电话催，警察厅天天派人问，李家卫焦头烂额，最后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军统局跑，找顶头上司戴老板求助。
戴老板一开始没好气，拍着桌子骂他“狗捉老鼠多管闲事”——军统忙着查汉奸、防日寇，哪有空管富商的绑架案。李家卫急得满头汗，最后把心一横，把邓大华给的五十根金条全捧了出来，堆在戴老板桌上：“老板，这案子不简单！绑匪敢在陪都动邓家的人，说不定是冲着咱们军统来的。您派个人帮帮我，不然我这侦探社就别想开了！”戴老板盯着金条看了半晌，指节敲了敲桌面，终于松了口：“行，给你派个人。马飞飞刚从东太平洋回来，探他那烈属亲戚周力为，这会儿住在上弓湾码头，我让他去帮你。”
李家卫一听“马飞飞”三个字，顿时松了口气——那可是军统里的传奇人物。早年在上海当副站长时，单枪匹马端了七个汪伪据点，一手快枪能百步穿杨，追踪术更是没人能比，在军统里提起他的名字，没人不佩服。
马飞飞接到命令时，刚从东太平洋战场回来没几天，身上还带着硝烟和海水的味道。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袖口磨得发毛，裤脚还沾着码头的泥点。听李家卫把案情说完，他接过邓翠新的照片，指尖刚触到相纸，就顿住了。
照片上的邓翠新站在巴黎铁塔前笑，眉眼弯弯，眼睛亮得像秋阳下的湖水，清澈里带着股倔强——没有半分权贵小姐的骄矜，倒像极了七年前，他在上海外滩公园遇到的那个女学生。
那是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他刚到上海当副站长，趁着午休去外滩公园透气。湖边的长椅上，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女学生捧着书，声音清亮地读着：“……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是《人权宣言》。他当时就停住了脚，远远看着那女生的侧脸，阳光落在她旗袍领口别着的银杏叶胸针上，银闪闪的，晃得人眼热。他没敢上前——刚执行完暗杀汉奸的任务，身上还带着血腥味，怕惊扰了那份干净。后来他再去外滩公园，却再也没见过那个女生，只记得那枚银杏叶胸针，和那句读得铿锵的“自由平等”。
马飞飞把照片揣进怀里，从帆布背包里取出个青铜罗盘——它有“千里追踪寻人”的功能。马飞飞的指尖按住罗盘中心的玄冥镜，低声念起“千里寻人咒”，镜面渐渐泛起白雾，雾里慢慢显出一幅画面：阴暗的地窖里，邓翠新被绑在木柱上，头靠在肩上，像是昏过去了，领口空荡荡的——那枚银杏叶胸针不见了。
“她在城西废弃山庄的地下酒窖。”马飞飞收起罗盘，声音沉得很，“别声张，我先去看看。”
他没开车，顺着歌乐山的小路往城西走。雾浓得呛人，脚边的草叶挂着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冷意顺着脚踝往上爬。那废弃山庄原是前清举人的宅邸，后来主人逃难去了上海，就荒在那儿，平日里没人敢去——附近的人都说，夜里能听见山庄里有哭声，闹鬼。马飞飞绕到山庄后院，在一片齐腰深的杂草里，找到了被枯枝盖住的地窖入口。他拨开杂草，悄悄摸了进去。
地窖里一股子霉味，混着陈年的酒气，呛得人嗓子发紧。邓翠新被绑在最里面的木柱上，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脸色苍白得像纸，却没真昏。马飞飞刚走过去，她就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警惕，像只受惊的小鹿。他赶紧拉子的，不是绑匪。”
邓翠新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晌——那双眼睛沉静得像深潭，没有恶意，倒透着几分熟悉。她哑着嗓子问：“你是谁，是不是我父亲派你来的，这帮绑匪十分狡猾，经常移动贼窝，这个地方已经是他们第四处移动的地点。”
“姑娘、别怕，不管他们移你到何方。只要在中国境内，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马飞飞压低声音，凑到她耳边，“绑匪要的不只是钱……为了不打草惊蛇。别让他们起疑心，引出此绑架案的幕后黑手。姑娘，目前，你暂时得委屈在这等一下，之后。我再救你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