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没立刻回答。他把照片推回来，摘下眼镜，用布慢慢擦拭镜片。“很多年前的事了。她女儿送人了，她受不了，整个人垮了。有人说她疯了，天天在院子里念名字。再后来，房子拆了一半，她也不见了。”
我喉咙发紧。“她念的是什么名字？”
“记不清了。”他顿了顿，“好像是两个字，开头是‘美’。”
我的手指猛地蜷了一下。
“那你现在找她，是为了什么？”他忽然问。
我沉默了几秒。“她是我的母亲。”
他看着我，眼神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温和的观察，而是带着一点沉重的确认。
“那你得想清楚。”他说，“有些人，找到了，未必是好事。过去的事，知道太多，未必是福。”
“可那是我的母亲。”我说，“我有权知道她是谁，去过哪里，为什么不要我。”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把那张复印件折好，递还给我。
我接过照片，放进包里。临走前，我把咖啡钱放在桌上，多留了十块钱。他没拦我，也没说话，只是重新翻开那本相册，低头看着里面泛黄的照片。
我起身往外走。推开门时，风把屋檐下的风铃吹响了一声。我回头看了一眼，他正用打火机点燃一张纸。火苗窜起来，照着他半边脸。那张纸是复印件的另一份。他在烧它。
我没有停下，也没有喊。我知道他是在帮我。
走出店外，雨小了很多，街道湿亮，像铺了一层油。我打开手机，地图上标出了城东老艺术中心的位置。那里现在是一片旧建筑群，听说早就没人用了，但档案馆还在附近。
我翻出记事本，在新的一页写下：“旧艺术中心，歌坛关联，曾接触音乐圈。”笔尖压得很重，每一个字都像刻进去的。
合上本子时，我心里的迷雾散开了一角。那个女人不是汪璇。她和音乐有关。她曾经站在舞台上，或者至少，离舞台很近。
我抬头看了看天。云层裂开一道缝，透出一点灰白的光。我迈步往前走，脚步比来时快了许多。
公交站就在前面。我站在站牌下等车，手一直按着包。车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景色慢慢后退，老街区被甩在身后。
车子经过一个路口时，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车窗贴了膜，看不清里面。它没有动，也没有跟上来。
我转回头，望着前方。
车子启动，驶向下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