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他点头，“但前提是，你得接受包扎和冰敷，接下来三天，不得擅自进行任何肢体训练。这是规定，不是商量。”
我盯着地板，许久，轻轻点了点头。
他起身去拿医药箱，回来时蹲下，解开我脚上的松紧带。动作很轻，但碰到肿处时，我还是忍不住抽了口气。
“疼就说。”他说。
“没事。”我咬着唇，“就是……有点酸。”
他没再说话，仔细替我缠上弹性护踝，固定好位置，又放上冰袋。做完这些，他站起身，从包里拿出一个耳机递给我。
“这是昨晚录的清唱小样。”他说，“你听听看，有没有更贴近你想表达的感觉。”
我接过耳机，指尖碰到外壳，还有点温热，应该是他随身带着的。
“服装组那边已经准备好初版样衣。”他补充道，“等你脚能走路了，再去试穿。”
我点点头，把耳机塞进耳朵。按下播放键，自己的声音缓缓流淌出来——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最原始的情感起伏。唱到第二段时，我听见背景里有极轻微的呼吸声，是我紧张时的习惯，但他没有剪掉，完整保留了下来。
“关毅。”我突然叫住他，他正准备离开。
“嗯？”
“别换人。”我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说清楚了，“只要你答应舞台还是我的，我就听你的安排。”
他站在门口，背光站着，我看不清表情。几秒后，他点了下头。
“只要你按时康复，舞台永远是你的。”
门关上了。练习室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空调低微的运转声。我低头看着脚上的护具，白色绷带裹得严实，像一道无法忽视的提醒。
我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在标题写下：“给爸妈的三首歌”。光标在《老屋灯光》后面闪烁，我又添了一句歌词：“你缝进袜底的线，牵着我每一步不偏。”
隔壁的练习声还在继续，节奏明快，充满活力。我摘下耳机，双手放在琴键上，没有按下，只是静静感受着指尖下的触感。
时间一点点过去，窗外天色由亮转暗。我始终没站起来，但也没关掉录音笔。
最后一次试唱是在七点十七分。我坐直身体，清了清嗓子，从头开始。
唱到副歌时，声音有些哑，可我没有停下。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十遍。直到嗓子发干，我才停下来喝水。
放下杯子时，我的手指划过歌词本最后一页。那里用铅笔写着四个字：破茧成光。
笔迹已经被擦过几次，边缘模糊，但还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