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总部习惯于季度性战略调整，而深圳团队更适应快速迭代的开发模式。为了减少摩擦，霍顿推动建立了“敏捷响应小组”，由深圳和硅谷的核心成员共同组成，每周同步进展，确保关键决策能在48小时内达成一致。同时，他鼓励深圳团队主动提出创新方案，而非被动等待指令，逐步提升了本土团队的自主权。
4. 应对人才竞争：打造“不可替代”的研发文化。
面对竞争对手的高薪挖角，霍顿深知仅靠加薪难以长期留人。因此，他推动公司内部“技术明星计划”，让核心工程师直接参与全球行业峰会，并设立“创新孵化基金”，支持团队自主立项。此外，他还与深圳本地高校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既储备未来人才，也增强了团队的行业影响力。
陆彬的考验：董事会的不确定性。
尽管霍顿的举措初见成效，但陆彬的压力并未减轻。在季度董事会上，部分股东质疑量子科技的投入回报周期过长，更希望公司聚焦现有的移动互联网业务。约翰·史密斯虽支持长期布局，但也要求深圳团队在年底前展示阶段性成果。
陆彬清楚，霍顿的成功与否，不仅关乎研发团队的未来，更将决定他自己在董事会的地位。如果量子科技项目无法在短期内证明价值，他和霍顿都可能面临来自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
接下来的关键，在于霍顿能否在技术突破与商业落地之间找到平衡——而这，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陆彬在管理层会议强调：“去年浙江乌镇的国际互联网大会我们公司由于研发项目很忙，没有参加，2015年秋天在乌镇举行的国际互联网大会，我们国际移动互联网股份公司一定参加，大会组委会已经发来邀请函，我们不仅要注重研发量子科技，还要筹备参加在浙江乌镇召开国际互联网大会。”
陆彬的这番话，让管理层意识到——参加乌镇国际互联网大会不仅仅是一次行业亮相，更是向全球市场展示公司量子科技实力的关键机会。他随即成立专项工作组，由冰洁负责整体品牌策略，霍顿则带队准备技术展示方案。
霍顿决定将团队正在研发的“量子安全通信原型系统”作为大会的核心展示项目。该系统采用量子密钥分发（QKD）技术，可实现理论上“绝对安全”的数据传输。尽管仍处于实验室阶段，但经过评估，团队有信心在大会前完成可演示的雏形。这一选择极具战略意义——既符合“短期应用”目标，又能直观体现技术壁垒。
冰洁敏锐地察觉到，单纯的技术展示不足以打动资本市场。她策划了“量子赋能未来”主题论坛，邀请工信部官员、亚太电信运营商代表参与对话，将深奥的量子技术与5G、物联网等热门领域结合，塑造公司“前沿科技商业化的领导者”形象。同时，她提前与国内外科技媒体沟通，确保大会期间形成持续报道。
然而，筹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以财务总监冯德.玛丽为代表的保守派质疑：“投入数百万参会是否值得？这些资源应该用于现有业务的营收增长。”陆彬在董事会上据理力争：“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竞争对手（如阿里云量子实验室）将抢占行业话语权。”最终，约翰·史密斯拍板支持，但附加条件——霍顿团队必须在大会现场签署至少一项合作协议。
会前一周，霍顿突然接到消息：国内某科技巨头计划在同一会场发布“量子云计算白皮书”，其内容直指深圳团队的技术路线。更棘手的是，团队核心算法工程师张毅临时提出离职，传闻已被对手以双倍薪资挖走。霍顿连夜调整演示方案，并启动应急预案——由刚从硅谷交流归来的青年科学家周遥顶替关键技术岗位。
距离乌镇大会只剩30天，一场关乎技术声誉、人才争夺和资本信心的战役已然打响。 而陆彬和霍顿都清楚，这场亮相要么成为公司转型的里程碑，要么沦为董事会质疑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