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22日 - 25日
广州码头那场短暂而血腥的冲突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但帝国复仇的火焰已然点燃。在奥托·斯科尔兹内少校那令人胆寒的效率下，追查的网迅速收紧。
那个愚蠢至极、为了一点可笑的面子而卷入惊天阴谋的小军阀头目，以及那个挑事的流氓，很快就像两只受惊的老鼠。
被从他们在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藏匿的窝点里拖了出来，蒙上头套，塞进密闭的车辆，带到了广州城郊一处由德军精锐部队临时接管、戒备森严的废弃仓库。
仓库内部空旷而阴冷，只有几盏临时拉设的电灯投下惨白的光晕，映照出空气中飞舞的尘埃。林晓皇帝亲自到场，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长风衣，站在阴影边缘，仿佛与黑暗融为一体。
斯科尔兹内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他面前，低声而清晰地汇报了审讯结果——这两个蠢货是如何被日本浪人间接利用，以及他们自身那卑劣而可笑的报复动机。
皇帝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直到斯科尔兹内汇报完毕，他才缓缓抬起眼，目光如同来自地狱的烈火，扫过那两个被捆缚着、瑟瑟发抖、嘴里塞着破布的身影。
没有多余的审判程序，没有虚伪的仁慈，林晓只是用冰冷得不带一丝人类情感的德语，清晰地吐出了一句话，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回荡：“按帝国惩治叛国及严重威胁帝国元首安全罪，最高等级处置。立即执行。”
所谓的“五大极刑”是一种源自中世纪、被帝国法律尘封但在特定情况下仍可启用的、旨在制造最大痛苦与恐惧的极端刑罚。（经过了一些更改，切鸡鸡，剁手剁脚，四刀八洞，踹蛋蛋，还有一个不说，你们懂。）
就在这阴暗的仓库内，被斯科尔兹内麾下那些心如铁石的特种兵冷酷地、一丝不苟地执行着。
整个过程并非为了公开示众，但其最终结果——那两具经过难以言喻的痛苦折磨后、变得支离破碎、死状极其可怖、连最胆大的人看了都会做噩梦的尸体却被帝国情报部门通过精密的计算和“恰到好处”的渠道。
将经过处理的照片和描述，清晰地透露给了广州的各方势力头面人物、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以及所有潜伏在阴影中的日本间谍。
这是一种超越言语的、赤裸裸的、残忍到极致的威慑，它用最原始的血腥和痛苦，向所有潜在的挑战者、阴谋家和愚蠢的冒险家宣告：任何敢于触及德意志帝国皇帝这一绝对逆鳞的行为。
无论其动机是出于精密的阴谋，还是源于无可救药的愚蠢，其最终代价，都将是灵魂与肉体的彻底、永恒的湮灭，以及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痛苦。
1918年6月26日 - 7月1日，柏林
皇帝返程的专机刚一在柏林坦佩尔霍夫机场降落，复仇的号角便以更高的分贝吹响。
林晓甚至来不及充分休息，立刻以其个人最高权威，并动员了帝国整个庞大而高效的宣传机器由戈培尔博士初步整合的国民启蒙与宣传部全力开动向全世界发表了措辞极其激烈、充满愤怒与指控的声明。
在无忧宫那间专门为重要广播讲话准备的、装饰着帝国鹰徽的房间里，林晓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欧洲、美洲乃至世界其他能够接收到的角落。
他不再是那个在谈判桌上冷静博弈的统治者，而是化身为一头被卑劣行径激怒的雄狮。
“文明世界的公民们！”他的声音充满了被压抑的怒火，“就在几天前，在远东的广州，德意志帝国，以及我本人，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懦弱至极、背信弃义的刺杀！而策划这一切的，正是那个表面上派出代表向我们摇尾乞怜、暗地里却拔出淬毒匕首的——日本帝国！”
他详细“揭露”了日本代表如何在秘密会面中“卑劣求和”被严词拒绝后，恼羞成怒，转而策划了这场“懦夫式的、不敢在光明正大的战场上较量，只敢隐藏在阴影中施放冷箭的刺杀”！
声明中甚至公布了部分“铁证”——经过精心剪辑和处理的、被捕日本浪人的“口供”片段，以及现场缴获的日制武器照片。他痛斥日本政府“毫无国际信誉可言”、“其行为与中世纪的海盗和刺客无异”、“是整个文明世界肌体上隐藏的一条毒蛇”！
这场由帝国最高统治者亲自发起的舆论风暴，瞬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海啸般的效应。
德国的盟国，如奥地利合众国、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以及各个卫星国几乎在第一时间跟进，发表了措辞同样强烈的官方声明，谴责日本的“恐怖主义行径”。
许多原本中立的国家，如瑞士、瑞典等，也对日本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震惊和反感，其国内媒体纷纷以头版头条报道此事，舆论普遍倾向于德国。
更重要的是，在德国的暗中强力推动和明面号召下，一场针对日本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抵制日货和全面经济禁运运动迅速如火如荼地展开。
新生的“欧洲联盟”体系率先宣布，完全停止从日本进口一切商品（从生丝到玩具），同时禁止向日本出口任何种类的战略物资，尤其是石油、废钢铁、橡胶、有色金属等现代工业的命脉。
一些与德国贸易关系密切、或者深深忌惮德国军事实力的南美、北欧国家，也纷纷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加入了制裁行列。对日本的经济绞索，被瞬间拉紧！
1918年7月2日 - 5日 东京
柏林掀起的这场混合着外交谴责与经济制裁的完美风暴，在遥远的东京引发了堪比关东大地震的剧烈震荡。
日本举国上下，从政府高层到普通民众，瞬间陷入一片前所未有的震惊和恐慌之中。
东京股票市场如同雪崩般暴跌，交易所内一片鬼哭狼嚎，许多依靠出口生存的企业，尤其是纺织、制陶、玩具等行业，几乎一夜之间面临破产边缘。
更为致命的是，维系日本战争机器和工业运转的重要战略物资库存，如石油、橡胶、特种钢材，开始急剧减少，警报声在军部和各大财阀的办公室里凄厉地响起。
各大城市，如东京、大阪、名古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愤怒的市民和工商业者高举标语，堵塞街道，声嘶力竭地指责政府的无能和外交上的巨大失败——既彻底得罪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又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如此灾难性的孤立和制裁。
然而，外部的压力如同重锤，敲碎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勉强维持的表面平衡。政府内部，长期存在的“北上派”和“南下派”的矛盾，此刻彻底公开化、白热化，演变成一场近乎自杀性的内讧。
在一次气氛如同炸药桶般的内阁紧急会议上，一位北上派的陆军大将猛地一拍桌子，指着一位南下派的海军大将的鼻子怒吼：
“都是你们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一心只想着南方的石油和橡胶，到处惹是生非！现在好了！彻底激怒了德国人！我们在满洲的根基还没稳固，就要面临整个世界的封锁！帝国就要毁在你们这些海军马鹿手里！”
那位海军大将毫不示弱，反唇相讥，脸色铁青：“胡说八道！如果不是你们陆军在满洲贪得无厌，耗费了帝国无数资源，却迟迟无法彻底渗透，甚至被别人骗的像白痴一样。”
“我们何至于需要冒险向南寻找出路？是你们的保守和无能，导致帝国陷入了资源困境！如今却来怪我们寻求生路？”
内阁会议变成了毫无风度的、互相推诿责任的骂战，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功能性瘫痪。
没有人能拿出应对危机的有效方案，整个日本的国家战略，仿佛一艘在风暴中失去了舵手的巨轮，盲目地撞向未知的礁石。
1918年6月28日
面对德意志帝国主导的“欧洲联盟”日益巩固和强势，以及各自内部深重的危机，昔日的敌人也在挣扎求存。
退守加拿大渥太华的英国流亡政府和法国政府，都在痛苦地进行着有限的、却又不得不为的“革新”。
他们都在试图精简臃肿的官僚体系，改革陈旧过时的军事组织，努力重建一支规模或许不大、但更具战斗力和忠诚度的核心军队。
在外交上，他们更加积极地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寻求支持，派出高级别特使团，试图游说华盛顿，构建一个哪怕松散的反德联合阵线，以期在未来可能的变局中获取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