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16日上午9时，柏林，莫阿比特区特别军事法庭。
法庭内庄严肃穆，深色的木质镶板和帝国鹰徽彰显着法律的威严，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远超平日。
旁听席上又一次空无一人，这是一场闭门审判，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皇帝陛下亲临现场，他没有坐在主位，而是端坐在法官席侧后方特意设置的监督席上，面无表情，目光如炬。
他的出现本身，就向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传递了无比清晰的信号：皇帝在注视着，不容任何徇私。
被告席上，站着几名神色各异的男人，除了那个面相凶狠、如今已萎靡不振的肇事司机卡尔·格鲁伯，还有脸色灰败、试图维持最后一丝贵族体面却止不住手指颤抖的冯·德·戈尔茨伯爵，以及另外两名参与密谋、同样来自传统容克家族的贵族，和一名面色惨白、负责提供资金的犹太工厂主。
首席检察官起身，以清晰而有力的声音宣读起诉状，并出示了由斯科尔兹内安全局搜集到的一系列证据：肇事司机格鲁伯的详细口供录音、从戈尔茨伯爵管家处查获的、记录着支付给格鲁伯五百马克的隐秘账本复印件、以及安全局特工对几次秘密会晤地点和参与人员的监控报告。证据链看似完整而有力。
然而，当指控具体指向冯·德·戈尔茨伯爵时，这位老牌贵族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忽然激动起来。
他猛地从怀中掏出一份折叠整齐、盖有地方印章的文件，高高举起，声音带着一种被冤枉的愤慨：
“伪造！这些都是无耻的伪造！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安全局，为了迎合上意、罗织罪名而编造的谎言！我，弗雷赫尔·冯·德·戈尔茨，当天根本不在柏林！我这里有波美拉尼亚庄园管家以及施韦特市行政长官的联合签署证词，证明我从11月底至12月10日，一直在我位于乡下的庄园处理家族事务，从未离开！这份证词足以洗刷我的不白之冤！”
法庭内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这份带有地方官方印章和个人担保的“不在场证明”，确实在程序上给指控带来了一丝不确定性和麻烦。
首席检察官皱起眉头，正准备要求法庭核实这份证词的真实性，并传唤相关证人到庭。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如同雕塑的皇帝缓缓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瞬间压倒了所有的窃窃私语，让整个法庭安静下来。
“戈尔茨伯爵。”林晓的目光冰冷地落在对方身上，仿佛能穿透那层贵族的伪装，“你的庄园管家，以及你所谓的施韦特市行政长官，他们效忠的对象，究竟是你冯·德·戈尔茨家族，还是德意志帝国与朕？”
他不等对方试图辩解，继续用平稳却不容置疑的语调说道，话语中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讥讽：
“当帝国的意志，与你个人的、狭隘的家族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你认为他们会站在哪一边？为你作伪证，掩盖罪行，不过是他们基于旧时代那种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能选择。”
“但在帝国法律和国家利益的铁拳面前，这种建立在谎言和个人效忠基础上的‘证据’，不堪一击，甚至其本身，就是另一项罪行的证明。”
他微微转向审判长，语气斩钉截铁：“法官阁下，我以帝国皇帝的名义，要求法庭立即驳回这份明显伪造的、企图干扰司法公正的所谓‘证据’。它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继续审理。”
皇帝的直接干预，以及对对方证据来源的彻底否定和定性，如同最后一记重锤，彻底砸碎了冯·德·戈尔茨伯爵所有的心理防线和侥幸。
他像被抽走了脊梁骨一样，瘫软在被告席的栏杆上，面如死灰，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同案的其他几名被告，也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审判已无悬念。经过短暂的休庭合议，审判长返回法庭，当庭庄严宣判：
卡尔·格鲁伯，犯谋杀未遂罪（鉴于汉斯·伯格未当场死亡，且其坦白部分情节从而拿出现有证据，皇帝则暗示可留一命）判处终身苦役，立即押往条件最恶劣的东部矿山服刑。
弗雷赫尔·冯·德·戈尔茨伯爵及其两名容克同谋，犯叛国罪、谋杀未遂罪、伪证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以绞刑方式立即执行，并剥夺其本人及直系后代所有贵族爵位、头衔及相关特权，其家族财产大部分收归国有。
涉案犹太工厂主，犯资助叛国罪，判处二十年监禁，并没收其名下99.9%的财产充公。
判决迅速执行，皇帝的亲临和毫不留情的雷霆手段，迅速地席卷了整个普鲁士容克阶层和上层社会。
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任何试图再一次挑战皇权、破坏帝国新秩序的行为，无论其出身如何高贵，背景多么强大，都将付出最惨痛的、包括生命和家族传承在内的代价。
1917年12月17日，安纳托利亚东部，萨卡里亚河上游崎岖的山地。
奥斯曼帝国的内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在由汉斯·冯·塞克特将军领导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直接策划和现场指挥下。
忠诚于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的政府军主力，在获得了大量德制105毫米轻型榴弹炮、迫击炮和G08机枪的加强后，向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残部盘踞的最后几个易守难攻的山区据点发起了决定性的总攻。
战斗从清晨开始就异常激烈。政府军士兵在德国顾问的督促和炮火掩护下，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仰攻。
凯末尔的国民军士兵则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隐藏在岩石和简陋的工事后面，用步枪、手榴弹和少数机枪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每一块岩石，每一道山脊都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