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德军第11集团军下属的“欧根亲王”装甲掷弹兵师与忠诚于卡尔皇帝的奥地利第3步兵军团协同，对盘踞在布达佩斯市中心、依托坚固建筑物负隅顽抗的匈牙利分离主义分子和叛军，发动了最后的强攻。
战斗主要集中在议会大厦、城堡山和英雄广场区域，4月22日清晨，德军集中了包括三门突击炮、一门榴弹炮在内的重火力，对匈牙利议会大厦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猛烈炮火准备。坚固的建筑外墙被炸开巨大的窟窿。
一名德军前线军官通过无线电向后方报告：“…突击组已进入大厦底层！遭遇猛烈抵抗！叛军使用了机枪、手榴弹甚至燃烧瓶！走廊里到处都是障碍物和狙击手…请求工兵爆破支援！”
马肯森在后方指挥部，面无表情地下令：“批准使用爆破筒，告诉小伙子们，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匈牙利人了，不必吝啬弹药，但要尽量减少自身伤亡，尽快结束战斗。”
经过逐层、逐屋的残酷争夺，德军和奥军士兵依靠火焰喷射器、冲锋枪和手榴弹，一步步清剿大楼。
下午四时左右，议会大厦主圆顶上暂时升起了奥匈帝国的旗帜，标志着抵抗核心被摧毁。
此役，德军付出了阵亡127人，伤304人的代价；
而协同作战的奥军损失更大，阵亡约350人，伤741人；
而匈牙利叛军及被卷入的平民伤亡估计超过4000人，大量建筑化为废墟。
布达佩斯的抵抗被暂时粉碎，但马肯森站在硝烟未散的议会广场上，对副官说：
“我们赢得了这场战斗，但并未赢得匈牙利的人心，波西米亚的捷克人骚乱和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运动依旧此起彼伏，光靠刺刀和铁丝网，无法根除几个世纪积攒的矛盾。”
“多瑙联邦”的梦想，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严峻而血腥的现实挑战。
而奥斯曼内战：安纳托利亚的绞肉机 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军队（“国民军”）得到了当地民众和大量对苏丹政府极度不满的溃散奥斯曼士兵的广泛支持，士气高昂。
他们利用复杂山地地形节节抵抗，化整为零，不断袭击政府军的补给线和孤立据点。
从色雷斯紧急调回的、忠诚于苏丹的奥斯曼第2集团军，在大量德军顾问的亲自指挥甚至直接参与下，向埃斯基谢希尔方向的民族主义军队主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
一位德军顾问在发给总部的加密电报中描述：“…奥斯曼政府军士兵缺乏主动性，军官素质低下，极度依赖我军顾问的现场指挥和火力支援，没有我们的炮兵和机枪，他们几乎不敢进攻。”
4月25日，双方在埃斯基谢希尔以西的一片开阔谷地爆发了一场决定性遭遇战，民族主义军队虽然装备简陋，缺乏重炮，但战术极为灵活，战斗意志顽强得惊人，他们挖掘了良好的战壕，设置了大量自制陷阱，并发动了凶猛的夜间反冲击。
一位前线德军观察员记录：“…凯末尔的部队像幽灵一样在山地间移动。他们的狙击手造成了我们很多军官和顾问的伤亡，士兵们高喊着‘祖国或死亡！’的口号发起白刃冲锋，毫不畏死。政府军的进攻多次被击退，士气低落。”
最终，依靠德军顾问直接呼叫和指挥的105毫米榴弹炮群的密集覆盖射击，以及“游隼”轰炸机的精准打击，政府军才勉强击退了民族主义军队的凶猛反击，但未能达成围歼主力的目标，反而自身损失惨重。
是役，苏丹政府军方面伤亡失踪超过1.2万人，其中包括数十名德军顾问伤亡；
凯末尔的“国民军”也付出了约8000人伤亡的代价，但主力成功撤退至预设山区防线，为之后的反攻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奥斯曼帝国的内战陷入残酷的消耗战和胶着状态，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硝烟弥漫，血流成河。
而在已被征服、处于德国军事管制下和亲德政府的法兰西土地上，另一种危险的情绪正在屈辱和绝望的土壤中积聚、发酵。
在巴黎拉丁区一间偏僻、烟雾缭绕、气氛压抑的秘密沙龙里，一群前法国军官、极右翼知识分子、失意的政客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正在举行地下集会。
他们对德国的严密统治、贝当元帅的昏迷不醒、以及那个暂时设在维希、唯柏林马首是瞻的法国临时政府的软弱无能感到极度的屈辱和愤怒。
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拉罗克的年轻前陆军上尉，激动地站在人群前，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不甘的火焰：
“先生们！姐妹们！看看我们伟大的法兰西变成了什么样子！高卢雄鸡被拔光了羽毛，拴在了德意志战车的后面！共和国的民主、妥协、无休止的党派争吵和那些政客的软弱，让我们失去了荣耀，换来了今日的枷锁和耻辱！”
他挥舞着拳头，声音越来越高亢：“我们现在不需要眼泪，不需要哀悼！我们需要的是力量！是钢铁般的纪律！是民族的纯洁和团结！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绝对的领袖，一个能带领法兰西复仇、再生、夺回我们失去一切的革命性组织！”
“是的，我们要学习我们敌人的优点——他们的效率、他们的组织力、他们的国家意志！但我们学习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永远屈服，而是为了最终有一天，能狠狠地打败他们！将日耳曼蛮族赶过莱茵河！将法兰西的旗帜像我们伟大的拿破仑领袖一样，插在柏林。”
另一位戴着眼镜、气质阴郁的前教授补充道，他的声音冷静却更具煽动性：“德拉罗克上尉说得对！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主义，一种能超越陈腐的左右之分、能唤醒所有法兰西人灵魂的力量！”
“它必须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权威、行动至上！我们可以从意大利的那边得到启发，称之为…‘法西斯’！它是治疗共和国疾病的猛药，是带领我们走向新生的唯一道路！”
这群人开始秘密地组建一个名为“法兰西团结”的准军事政治组织，其成员秘密订购统一的蓝色衬衫，私下练习罗马式敬礼，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反德、反犹、反共产主义、反议会民主。
他们虽然势单力薄，且活动受到德国国家安全局和军事管制当局的严密监视和压制，但其思想的毒瘤——一种混合着极端民族主义、权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险思潮——已经开始在法国失败和屈辱的土壤中悄然扎根，预示着未来更加不祥的冲突和灾难。
帝国的四月，就在这一连串的动荡、镇压、密谋和萌芽中接近尾声，保加利亚的恐慌与求救、多瑙联邦梦想下的血腥镇压、奥斯曼帝国痛苦的内战泥潭，无不清晰地显示着“新秩序”光环之下掩盖的巨大张力、矛盾与统治成本。
而巴黎阴暗沙龙里萌芽的法西斯思想，则像一颗微小却无比危险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欧洲的未来之路上，其毒性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缓慢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