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就在眼前，但我们伸出的手已被冻僵，需要帝国的温暖才能再次握紧。”
遥远的柏林无忧宫内，林晓看着地图上几乎停滞的战线和触目惊心的损失报告，面色凝重。
速胜的希望已经破灭，东线的战争注定将转入一场更为漫长和艰苦的较量。严寒，这个俄罗斯最古老的盟友，再次证明了它的威力。
而就在德军暂停进攻，转入巩固阵地、艰难维持补给线的同时，红军最高统帅部正在秘密筹划着什么。
托洛茨基从远东和内地调集的新生力量正在夜以继日地赶赴前线。
莫斯科城下，短暂的、令人窒息的寂静之中，正在孕育着下一轮更加狂暴的风暴。会战的最终结局，还远远未知。
时间回到12月初，柏林
就在东线百万大军在冰天雪地中为莫斯科这座“第三罗马”的归属而浴血搏杀之时，在柏林，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斗争同样激烈而关键。
奥托·斯科尔兹内少校领导的“特别行动与安全协调办公室”（一个权限极大、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秘密机构），如同一台精密而冷酷的仪器，正全天候地监控着帝国心脏地带的一切异常波动（主要是犹太人，间谍，不老实的容克贵族）。
其触角不仅深入军队内部，更覆盖了主要城市的敏感区域，尤其是外交人员聚集区。他们的信条是：任何微小的异常都可能是冰山一角。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精心挑选并派遣的“玄武”刺杀小组（中村铁藏与小野田修），确实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
他们利用中立国身份掩护，成功潜入德国，并在柏林一个不起眼的、靠近铁路线的中产阶级公寓区落脚。
他们行动谨慎，昼伏夜出，使用复杂的通信密码，并尽量避免与任何人发生不必要的接触。
然而，百密一疏。
在12月5日的一次外出侦察中，目标是摸清无忧宫周边警卫换班规律及可能狙击点的小野田修，在伪装成一名普通市民在路边咖啡馆观察时，为了缓解紧张情绪，食用了一颗日本特制的、含有微量兴奋剂以保持警觉的糖块。
他将包裹糖块的油纸随手塞进了大衣口袋。 稍后在试图接近外交公寓区以获取更多情报时，小野田修感到被巡逻警察注意，便迅速转身离开，在拥挤的人行道上，那张不起眼的油纸从他口袋中滑落，被寒风卷到了路边。
这细微的痕迹并未逃过斯科尔兹内部队便衣人员的眼睛，这些“猎犬”们受过训练，会注意任何与环境不协调的细节。
这张印有日文商标和特殊化学成分（实验室后期分析发现其含有当时欧洲糖果极少使用的特定植物萃取物）的糖纸，立刻被作为潜在线索收集起来。
虽然线索微小，但对于斯科尔兹内这套已运转得越来越娴熟的系统来说，已经足够。
他下令加强对城内所有与日本有关联的场所、人员（包括中立国外交官）的隐蔽监视，并重点排查近期租赁房屋、行为异常的外来亚洲面孔。
压力之下，“玄武”小组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12月6日，一个线人报告称，其经营的公寓楼内，有两名“沉默的亚洲商人”行为怪异，很少出门，且窗口始终紧闭挂着厚帘。
经过外围侦查和便衣报告，确认该公寓内人员活动规律符合潜伏特征。
斯科尔兹内决定收网。12月7日夜间，寒风凛冽。
一支精干的突击小队，在夜幕和寒风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包围了那栋公寓楼。狙击手占据了对面建筑的制高点。
在利用复制钥匙打开公寓门的一瞬间，突击队员投掷了震爆弹（由照明弹调制配方增强光效以及加强炸药量所制成）
剧烈又劣质的闪光和轰鸣声中，突击队员冲入室内，反应极快的中村铁藏试图拔枪抵抗，瞬间被数发p18冲锋枪子弹击中胸膛，当场毙命。
小野田修则试图从后窗逃跑，被窗外埋伏的狙击手精准击毙。整个交火过程短暂而激烈。
随后进行的彻底搜查结果令人震惊：除了两名刺客的尸体，还发现了拆解隐藏的特制38式步枪（配有罕见的2.5倍光学瞄准镜）、高性能烈性炸药、几枚精心伪装成日常用品的定时炸弹、毒针、密写药水以及一份详细的、标有可能行刺地点和皇帝活动规律草图的行计划。
所有证据被立即封存，送往帝国保安总局。斯科尔兹内亲自向皇帝汇报了这一惊人发现。
林晓在无忧宫的地下指挥中心听取了汇报，他看着那些缴获的武器和计划，脸上并未表现出过多惊讶，反而露出一丝冰冷的、近乎残酷的冷笑。
“果然来了…这帮日本狗贼总是少不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他低声自语，仿佛在印证某个早已预知的宿命。
随即，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这不是恐惧，而是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机会。
他立刻召见了宣传部部长和外交大臣齐默尔曼，授意他们：
“立刻行动起来！充分利用这件事！要让全世界，尤其是大洋彼岸的那些先生们看清楚，卑鄙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欧洲文明与布尔什维克野蛮力量进行关乎大陆命运的最终决战之际，竟派出如此无耻的刺客，企图用这种下作的暗杀手段来破坏和平进程！这充分证明了其毫无信义、穷凶极恶的法西斯本质！他们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公敌！”
帝国的宣传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开动起来。详细报道、经过精心剪辑的“证据”照片（如带日文的糖纸、特制狙击枪、行动计划草图特写）被迅速炮制出来，通过瑞士、挪威等中立国渠道，尤其是新闻通讯社，大量散发出去。柏林电台用多种语言反复广播这一“惊人的背叛行径”。
这一消息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效果甚至超出了柏林的预期。
原本就对参战持怀疑态度的孤立主义者、对日本在亚洲扩张野心的担忧者、以及单纯厌恶这种“背后插刀”行为的普通民众，都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愤怒。
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评论，标题充满谴责：《东京的匕首指向柏林？》、《日本式的感谢：在我们还没有做好战斗时从背后开枪？》、《我们是否要与卑劣的刺客为伍？》。
主和派和孤立主义者议员如罗伯特·拉福莱特等在国会山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日本的“野蛮行径”和“彻头彻尾的背叛”，并进一步尖锐质疑威尔逊政府：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这样毫无信义的国家（日本是协约国成员）去对抗一个‘正在欧洲前线独自抵御赤色洪流’的德国？”，“这难道就是我们要扞卫的价值观吗？”
这股突如其来的舆论海啸，给准备参战的威尔逊总统及其主战派内阁寻求对德最后摊牌、乃至直接宣战的努力增添了巨大的、意想不到的阻力。
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澄清、解释、安抚，强调日本政府行为与协约国整体无关（尽管非常苍白无力），试图将舆论焦点拉回德国的潜艇战等问题上。
斯科尔兹内无意间挫败的这场刺杀，被林晓巧妙地转化成了一枚重磅外交炸弹，投向了太平洋彼岸，暂时扰乱了美国驶向战争的航向，为帝国争取了更多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