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放下与季昌明的通话，那一声听筒归位的轻响，在万籁俱寂的书房里，不啻于一声惊雷。这不仅仅是一个电话的结束，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狩猎的网，已经到了收口的时刻。之前的种种布局，引诱、铺垫、等待，所有精密的算计，都为了这一刻的爆发。侯亮平，这头闯入汉东丛林的猛虎，终于一脚踏入了为他精心准备的、覆盖着伪装的致命陷阱。
高育良没有片刻迟疑，仿佛一位运筹帷幄的统帅，在接到前线总攻开始的信号后，立刻下达了最关键的命令。他的手指精准地按下了保密电话上那个熟悉的短号，直通省公安厅大楼那个此时必然灯火通明的办公室。
电话仅仅响了一声就被接起，速度快得超乎寻常，仿佛电话那头的人，早已将手悬在听筒之上，屏息凝神，只待这决定性的召唤。
“老师。”祁同伟的声音传来，刻意压制的平静之下，是汹涌澎湃的、几乎要破体而出的激流。那是一种混合着长期压抑后即将释放的兴奋、对胜利果实的渴望以及必须完美演绎的紧张感。
“同伟，”高育良的语调比平时略显急促，营造出一种事态紧急、必须当机立断的氛围，“情况你已经清楚了吧？季昌明刚来的正式报告，侯亮平在审讯刘庆祝时，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令人发指的违规行为！公然威胁涉案人员家属，影响之恶劣，堪称我汉东政法系统近年来之最！”
高育良巧妙地将“你是否知道”转化为“你已经清楚”，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既肯定了祁同伟的信息渠道，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解释，将对话直接推向核心。
电话那头，出现了短暂的、几乎是刻意营造的沉默，仿佛祁同伟需要时间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紧接着，一声沉重得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喘息声传来，随之而起的是祁同伟陡然拔高、充满难以置信和火山喷发般怒意的声音。
“老师！我……我方才确是听到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还以为是有人恶意中伤，搅乱视听！季检察长既然正式报告，那……那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祁同伟的声音里充满了“震惊”和“痛心”，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灼热的温度，“侯亮平！他……他怎敢如此？！他把汉东的政法系统当成了什么？是他侯家的私刑堂吗？！他把国法党纪置于何地？！”
他的愤怒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威胁家属！这是最野蛮、最无能、最令人不齿的手段！是封建时代株连九族的余毒！是我们天天挂在嘴边要彻底清除的司法陋习！我们大会小会强调依法治国，强调程序正义，强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可他侯亮平呢？他仗着自己是京城空降，仗着有上面的尚方宝剑，就敢如此恣意妄为，视规则如无物！他这不是简单的错误，这是对我们汉东整个政法队伍荣誉的玷污！是对我们所有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努力的莫大嘲讽！”
这一连串的质问和控诉，如同连环重炮，轰击着电话线两端的气氛。高育良在这边，面色沉静如水，甚至微微闭上了眼睛，仿佛在聆听一曲激昂的乐章。他对祁同伟的这番表现极为满意。这种“震怒”绝非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其层次感极为丰富：首先是对违规行为本身的本能愤慨，符合其公安厅长的身份；其次是对侯亮平这种“外来者”破坏“规矩”的强烈不满，代表了本土势力的集体情绪；最关键的是，这种愤怒完全站在了道德和法纪的制高点上，充满了正义的正当性，让任何试图为侯亮平辩解的人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
“老师！”祁同伟的声音因“极度愤怒”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细微的颤抖更增强了他情绪的真实感，“这件事的性质已经恶劣到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绝不是工作方法是否得当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是底线问题！是赤裸裸的权力滥用！如果这种行为都可以被轻轻放过，如果我们对此保持沉默，那我们将如何面对汉东数千名恪尽职守的政法干警？我们将如何向汉东数千万百姓交代？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坐在这个位置上谈公平正义？！”
他猛地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强压着立刻就要拍案而起的冲动，然后用一种斩钉截铁、仿佛用钢铁铸成的声音说道：“老师，这件事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决不能姑息，必须从严从快处理！我建议，立即上报省委主要领导和纪委，立刻暂停侯亮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必须用最严厉的处理结果，来正风肃纪！来清理门户！来给全党全社会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否则，党纪国法的尊严何在？！我们汉东政法队伍的颜面何存？！”
祁同伟的这番话，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他成功地将侯亮平个人的、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带有冲动成分的过失，瞬间提升到玷污整个汉东政法系统形象、破坏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政治层面。他将对侯亮平的严肃处理，定义为“正风肃纪”、“清理门户”的必要之举，是扞卫组织纯洁性的正义行动。这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配合确凿无疑的违规事实，几乎彻底堵死了侯亮平任何可能的退路，也极大地压缩了沙瑞金想要转圜的空间。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眼底深处却闪过一丝赞赏的光芒。很好，祁同伟的这番表现，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这种暴风骤雨般的“震怒”，由祁同伟这个性格更为外露、且与侯亮平有直接工作冲突的公安厅长来演绎，比由他这个需要保持一定“超脱”和“稳重”形象的政法委书记来表现，效果要直接得多，冲击力也更强，更能激起不明真相者的同仇敌忾之心。
“同伟，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高育良终于开口，他的声音沉痛而缓慢，充满了沉重的失望感，仿佛一位看到得意门生误入歧途、堕落沉沦的痛心师长，“说实话，我听到这个消息，何尝不震惊，何尝不痛心！我对亮平同志，一直是寄予厚望的。我原本以为，他年轻，有冲劲，有想法，即使方式方法上有些激进，也只是经验不足，假以时日，多加磨练，必成大器。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犯下如此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前途的极不负责，更是对组织的辜负，对信任他的领导的辜负，也是对汉东政法事业的严重伤害！”
高育良首先定下了“痛心”和“失望”的基调，将自己置于一个被辜负的、不得不大义灭亲的悲情位置，这与祁同伟那种锋芒毕露的“震怒”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和层次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得天衣无缝。
“但是，”高育良话锋陡然一转，语气变得异常冷静、果断，充满了上位者的决断力，“越是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时刻，我们作为领导同志，越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原则立场！越要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和纪律规定办事！你的建议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这件事必须严肃处理，刻不容缓！我已经指示季昌明同志，立即准备详细的书面报告，并连夜召开省检察院党组紧急会议，首先暂停侯亮平同志的反贪局局长职务，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影响整个案件的公正审理和我们政法队伍的整体形象。”
他略微沉吟，仿佛在脑海中飞速地推演着接下来的步骤，然后清晰地下达指令：“同伟，情况紧急，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需要在向瑞金书记正式汇报之前，统一一下认识和口径。这件事，光是我们政法委内部高度重视还远远不够，必须立刻向省委主要领导，特别是沙瑞金书记和省纪委的田国富同志进行通报。我估计，我们需要立即召开一个紧急的小范围会议，专题研究如何处理此事。你要做好准备，从公安系统规范执法、维护法律尊严的角度，谈谈你的看法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