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盒里的椰子糖碎块突然滚落到日志上，恰好盖住“等你”两个字。远处的船灯越来越近，隐约能看见船头站着个穿蓝布衫的老妇人，正朝着灯塔挥手，手里举着个油纸包，在风中轻轻晃。
“看，”老婆婆笑得眼泪直流，“我说过，她会听见钟声的。”
塔顶的灯光突然变得明亮，像是积聚了百年的光都在这一刻迸发。铁皮青蛙在口袋里跳了跳，黄铜肚皮上的“盼”字亮了起来，和钟声、灯光融在一起，在雾里织成张温暖的网。
大哥碰了碰我的胳膊，指着日志里夹着的另一张纸条，是张简陋的地图，标注着“南洋码头——望归岛”的航线，旁边画着艘小小的船，船上画着颗糖。
“下一站，南洋码头。”他低声说，声音里裹着海风的潮湿，“去看看她当年攒钱修船的地方。”
我攥紧手里的椰子糖碎块，甜味仿佛透过指尖渗进心里。钟声还在响，雾渐渐散了，露出满天星光，像无数双眼睛，在见证这场跨越了百年的等待。
南洋码头的风总带着咸涩的潮气，木质栈桥在脚下咯吱作响，每块木板的缝隙里都嵌着细碎的贝壳和沙粒，像是被岁月嚼碎的时光。我们顺着老婆婆指的方向找到那间旧修船厂时，锈迹斑斑的铁门正挂着“停业整顿”的木牌，门轴上的蛛网蒙着层薄灰，却在角落留着个被反复蹭过的豁口，显然常有人从这里钻进钻出。
“就是这儿。”大哥推开门时，铰链发出老驴般的嘶鸣，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院子里堆着半船拆下来的木板，有的还留着烧焦的痕迹，有的侧面刻着歪歪扭扭的名字——“阿珠”“阿福”“水根”，像是当年修船工的记号。最里侧的工棚墙上，用红漆画着艘没完工的船，船帆上写着“望归号”，旁边歪歪扭扭添了行小字：“等她回来，就叫这名儿。”
工棚的铁架上挂着件褪色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别着枚铜制的船锚徽章，背面刻着个“禾”字。大哥取下布衫时，从口袋里掉出个牛皮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发脆，第一页贴着张黑白照片：穿工装的年轻姑娘站在船坞边，手里举着把扳手，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身后的半成品船身上，正刷着“望归号”的底漆。
“民国十七年三月，”我翻开笔记本，字迹带着点稚气，却透着股韧劲，“今天总算攒够买龙骨的钱了，老杨说这根楠木够结实，能抗住台风。他不知道，我偷偷在龙骨里刻了字——‘载着阿爹的钟声回家’。”纸页间夹着张皱巴巴的账单，上面记着“铁钉：32文”“桐油：5斤”，最后一行用红笔圈着总数，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往后翻，字里渐渐多了些忧虑。“五月十二，台风把船棚掀了半顶，刚削好的船桨断了三根。阿爹的信说塔灯快没油了，可我手里的钱只够买桐油……”这页的边缘有泪痕晕开的墨迹，在“阿爹”两个字上反复洇染，几乎看不清笔画。“六月初七，遇见个南洋来的商人，说能帮我带封信给望归岛，还说塔上的钟最近敲得特别急。我把攒的椰子糖塞给他，让他务必交到敲钟的人手里——那是阿爹最爱吃的牌子。”
最后几页贴着张船票，目的地是望归岛，日期被雨水泡得模糊，只能看清“宣统三年秋”。票根背面写着行极小的字：“修船的老李说，望归岛的塔灯最近亮得特别稳，像是有人添了新油。”
“这儿有东西。”大哥弯腰从船板下拖出个铁皮箱，锁扣已经锈死，砸开后，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根船钉，每根钉帽上都刻着个“归”字，旁边放着个锡制酒壶，壶底刻着“守”字。最底下压着件叠得平整的粗布围裙，口袋里缝着块碎镜片，对着光看，能映出工棚墙上“望归号”的影子。
正翻着笔记本，院门口突然传来拐杖点地的声音。个穿粗布短褂的老汉站在那里，手里拄着根船桨改的拐杖，桨叶上刻满了日期。“你们是来看‘望归号’的？”他声音洪亮，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船底的青苔，“我爹当年是这船厂的学徒，说有个姑娘总在月亮底下敲钉子，嘴里念叨着‘再快些，再快些’。”
他指了指工棚后的水道：“那船后来没完工，姑娘听说望归岛的钟敲得越来越弱，揣着攒的钱就坐船走了，临走前把船板拆了，每块板上都写了日期——从她来码头的第一天，到走的那天，整整三百六十五天。”老汉蹲下身，扒开水道边的淤泥，露出块埋在泥里的船板，上面刻着“第189天，今天阿爹的信说，塔上的钟绳断了，他够不着换”。
“她走后，我爹每天来这儿拼船板，”老汉笑了笑，眼角泛着湿光，“拼了三十年，才拼出半艘船身。他说，等拼完了，就划去望归岛，看看那姑娘有没有把钟修好看。”他指着远处的海面，夕阳正把海水染成金红色，“你们看，今天的浪特别稳，像在等船开呢。”
铁皮箱里的船钉突然在掌心发烫，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苏醒。我低头看笔记本最后一页，不知何时多了行用铅笔补的字，笔迹和望归岛老婆婆的如出一辙：“宣统三年冬，登岛时塔灯亮得很，钟绳是新换的麻绳，阿爹说，每天敲钟时都能听见船板响，像是‘望归号’在往这儿开。”
大哥把那枚刻着“归”字的船钉揣进兜里，船板下的海水轻轻晃了晃，像是有艘看不见的船，正顺着涨潮的方向，慢慢驶向望归岛的方向。栈桥上的麻雀又飞了回来，落在“望归号”的船骨上，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催着谁快点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