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福德。
清廷出洋肄业局监督吴子登，在1880年上任，作为一名典型的传统士人，他从未离开过“天朝”，直到奉命前来监督这群“留美幼童”。
起因是朝中争论不休，正监督陈兰彬和副监督容闳已势同水火，于是新任命他前往接替陈兰彬。
而他眼前所见，已经不是水土不服可以形容，简直是“经史错乱”。
他所接管的，是一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他的前任陈兰彬，乃至留美幼童倡议者容闳，似乎都在纵容一场渎职与背叛。
他看到的是一群剪掉了辫子、或将辫子盘在头顶藏在西式礼帽下的叛逆。
看到的是一群穿着剪裁合体的法兰绒运动服、在草地上追逐皮球、高声用英语呼喊“py ball!”的野蛮人。
在哈特福德的“大清国驻美教育使团”总部，他更是被一张合影刺痛了，
那些少年，詹天佑、黄开甲、梁敦彦等人，组成了名为“东方人”的棒球队，神态倨傲，与美国人无异。
他走进这群学生的课堂，听到的不是《圣谕广训》，而是拉丁文法和微积分。他发现这些本应“凭中国十三经、二十一史，以纯正其心志”的少年，如今对中文所知甚少，也无心学习。他们非但中文荒疏，甚至达到了厌弃儒学的地步。
更不可饶恕的，是他们沾染西俗、离经叛道。他们与美国女同学过从甚密，在教堂里参加礼拜，甚至有人信奉耶稣。
容闳多次与他争辩，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认为这些都是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是吸收西方科技文化的代价。
但他自己，孔孟之道的扞卫者，看到的只有“变且初服”——他们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外国人。
他必须行动。他要向北京的王爷和大臣们揭露这场骗局。
去年末，奏折抵达了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吴子登上奏，他认为，这项耗费巨资，甚至动用关税银两的计划，非但没有为大清培养出忠君爱国的栋梁，反而是在为外国增丁口之数。
“他们应被立即召回，并在回国后受到严格看管。”
北京的“顽固派”势力终于等到了他们需要的弹药。
朝廷内部的争论尘埃落定。
光绪七年，正式的谕旨下达：出洋肄业局，裁撤。所有学生，即刻归国。
这场历时十年、寄托了曾国藩、李鸿章无尽希望的教育之路，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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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港。
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阿拉斯加”拉响了汽笛，准备启程横渡太平洋，前往上海。
第一批返回的留美幼童站在甲板上，目送着他们生活了近十年的“第二故乡”缓缓消失在视线里。
詹天佑情绪难明。他刚刚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
尽管他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但内心早已在计划。
美国因铁路而强盛，他亲眼目睹了太平洋铁路的奇迹。
他想，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为大清国造出同样的铁路，甚至是更好的铁路。
在他身边，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邝景扬。
他学的是矿业和土木工程。
不远处，是唐绍仪和梁敦彦，黄开甲等等，情绪都很复杂。
一边是离开美国寄宿家庭的悲伤——那些新英格兰地区的家庭曾给予他们真挚的欢迎和关爱 ，另一边，是回归祖国、效力国家的兴奋与憧憬。
詹天佑的思绪回到了几个月前，当召回令抵达哈特福德时，他的洋父亲和他的教授四处奔走，甚至试图游说美国政府介入。
可惜，什么也改变不了，
他们的美国监护人、那些视他们如己出的美国家庭，在港口为他们哭泣送行。
《纽约时报》等多家报纸为他们的召回鸣不平，称之为“清政府的愚昧与倒退”。
但现在，那些声音都远了。
悲伤过后，也有振奋，他们坚信，祖国正张开双臂，等待他们这批优秀的毕业生，回去开创矿山、铁路、电报和新式海军。
航行是漫长而压抑的。
他们以为自己是凯旋的工程师。
他们不知道，在吴子登的报告抵达后，他们已经被重新定义为文化上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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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浦江，吴淞口。
邮轮鸣响了悠长的汽笛，缓缓靠向码头。
詹天佑、唐绍仪、黄开甲和其余的九十多名学生，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西装。
这些西装是他们在美国的最后时刻，旧金山华人总会找了唐人街最好的裁缝为他们定做的。他们仔细地打理着领结，擦亮了皮鞋。挤在栏杆边，兴奋地眺望着码头。
上海，这个他们中少部分人的故乡，这个大清国最繁华的口岸。
或许他们内心也在期待着。
他们期待着一场欢迎仪式。也许不是盛大的，但至少是体面的。
他们期望看到总理衙门的官员，或是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的代表。
他们期望看到“欢迎大清国出洋肄业局学生归国”的横幅。他们期望看到李鸿章总督的代表，来迎接他们这些国家自强运动的先锋。
码头上，人头攒动，有洋人、商贩、苦力，还有看热闹的市民。
但，没有人来迎接他们。
汽笛声、缆绳的摩擦声、苦力的号子声……一切都嘈杂不堪，唯独没有他们期待的欢迎声。
邮轮停稳了。舷梯放下。学生们拎着手提行李，依次走下。
他们站在码头上，九十多名穿着西装、面带困惑的年轻人，在堆积如山的货物和好奇的目光中，显得格格不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没有官员。没有马车。没有欢迎。
不知过了多久，几个身影从码头的人群中慢吞吞地挤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个穿着中式褂子、神情茫然的先生。
他走上前，打量着这群“假洋鬼子”，犹豫地开口：“哪位是……吴监督？”
吴子登监督早已先行一步，处理他的公务去了。
这个陆先生显然对自己接过的任务毫无准备。
他手里捏着一份名单，开始费力地清点人数。
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眼前这些是什么人。在他眼里，他们不是耶鲁的工程师或哥伦比亚的学者，他们只是一批货物，是上海道台大人交代他接一下的“麻烦”。
“都到齐了？”他用不耐烦的上海话问。
学生们用英语和广东话互相询问，最后用生硬的官话回答：“齐了。”
“跟我来。”陆先生叹了口气，转身招了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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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为他们准备的“交通工具”出现了。
不是他们在美国乘坐的舒适马车，也不是官员应乘坐的大轿，甚至不是普通的马车。
那是几十辆独轮推车。
这种车，在上海，是用来运送蔬菜瓜果、货物，或是最底层苦力的交通工具。
学生们震惊了。
“我们要坐这个？”唐绍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开玩笑吗？（Are you kiddg?）”一个刚从耶鲁毕业的学生脱口而出。
陆先生翻了个白眼：“啰嗦什么？上车！行李也放上去。”
在陆先生的催促和码头苦力的推搡下，这群新英格兰的绅士们，狼狈地爬上了那些吱吱作响的独轮车，每辆车挤上两个人，旁边堆着他们的皮箱。
一场“游行”开始了。
独轮车队，吱吱嘎嘎地驶离了码头，进入了上海繁华的租界。
这立刻引起了轰动。
看热闹的人群迅速聚集起来。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滑稽的场面——一群穿着“洋服”的中国人，却像待宰的牲口一样被装在独轮车里。
他们的西装，成了最大的笑柄。
“假洋鬼子！”
“看，假洋鬼子！”
“辫子呢？他们的辫子呢？”
“听说在番邦信了教，连祖宗都不要了！”
“朝廷花钱养了一群反骨仔……”
“看他们的样子！！”
嘲笑声，混杂着独轮车刺耳的“吱嘎”声，钻进每一个学生的耳朵里。
他们在美国的十年，是赞誉，喜爱和尊重的十年。
他们是洋父母的心头宝，是划船队的主力，是棒球队的明星，是学术奖项的获得者。
而此刻，在他们引以为豪的祖国，在他们准备奉献一切的土地上，他们成了被公开羞辱的小丑。
詹天佑坐在车上，紧抿着嘴唇。他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彻骨的冰冷。
真正的耻辱，发生在一个检查站——法租界的边界。
几辆独轮车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拦下了。
“下来！下来！”租界的巡捕呵斥道。
陆先生束手无策，最后只得严厉呵斥他们下车。
这些耶鲁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穿着西装，扛起沉重的皮箱，在同胞的嘲笑声中步行穿过法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