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的威胁。
甲必丹制度，这个荷兰人用来“以华制华”的工具，在危机时刻，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张士辉不再是受人尊敬的侨领，而是一个被枪顶着脑袋的、必须在同胞和自己的性命之间做出选择的刽子手代理人。
他派出了自己所有的家丁和亲信，在华人区内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搜捕。
一时间，区内人人自危，告密与背叛，成了活下去的唯一法则。
曾经基于乡情和宗族建立起来的脆弱信任，在死亡的威胁面前，瞬间崩塌。
与此同时，“通行证制度”被以最严苛的方式执行着。
过去，华人若要离开居住的区域前往内陆经商或探亲，只需向殖民政府申请一张通行证。手续虽然繁琐，但对于像张士辉这样有头有脸的商人来说，并非难事。
但现在，所有的通行证都被宣布作废。
一张新的、由军事管制部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成了唯一合法的身份证明。而想要获得这张通行证，条件苛刻到近乎不可能。
申请人必须提供至少三名荷兰公民或高级别殖民地官员的担保，并详细说明出行的每一个细节，接受反复的盘问和审查。
这等于彻底切断了华人的商业活动和人身自由。
一位名叫林文祥的药材商，他的老母亲在乡下的种植园病危，他心急如焚，拿着过去的关系网，四处求人，散尽家财，才勉强弄到一张为期三天的通行证。
当他走出华人区那如同地狱之门的关卡时，迎接他的，是荷兰士兵毫不留情的搜身和盘问。他们将他的行李翻得底朝天，连他给母亲带的药材都用刺刀一一捅开检查。他被呵斥着，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羞辱。
而这，仅仅是开始。在他前往乡下的路上，每一个荷兰人设立的哨卡，都是一次新的噩梦。他被反复盘查，被勒索钱财，甚至被无故殴打。
等他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地赶到母亲身边时，老人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当他失魂落魄地返回棉兰时，因为超过了通行证规定的时限，他被当即逮捕，以“通匪嫌疑”的罪名投入了监狱，生死未卜。
荷兰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惩罚，这种将整个华人社群视为敌人的偏执做法，正在产生他们始料未及的后果。
————————————
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
秋日的阳光穿透运河上空弥漫的薄云，给证券交易所镀上了一层金色。
交易所内，气氛却与这沉闷的天气截然相反，正处在一种癫狂的沸点。
“抛！全部抛掉！德利公司的股票，一张都不要留！”
一个穿着考究、头发梳得油亮的经纪人，对着拥挤的交易池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他的声音在数百个同样疯狂的呐喊声中，显得尖利而绝望。
这些天，交易板上，代表着“德利公司”的股票，价格正以一种自由落体般的速度疯狂下跌。
几天前还价值四百荷兰盾的股票，几天后就跌破了三百，而且丝毫没有止住的迹象。
恐慌，在人群中蔓延。
在交易所二楼一间可私人包厢里，
彼得·范登博世，德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正脸色铁青地看着楼下那疯狂的景象。
他手中的雪茄已经熄灭，烟灰落在了他昂贵的马甲上，他却浑然不觉。
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家族的荣耀，都与这家公司深度捆绑。
德利公司不仅仅是一家烟草公司，它是荷兰殖民资本主义最璀璨的明珠。
自1869年成立以来，它便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在苏门答腊的沃土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烟草帝国。
它的股票，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炙手可热的蓝筹股，以其稳定而又惊人的高额分红而闻名。
在1871到现在，公司支付给股东的年均股息率，超过了60%，令人难以置信，受到了逐年递增的疯狂追捧。
在前两年，股息甚至超过了票面价值的100%。
这导致票面价500荷兰盾的德利公司股票，一股的市场价格通常在数千荷兰盾的范围内波动。
具体价格会根据烟草收获预期、欧洲市场需求和公司发布的利润报告而变动。
因为，票面价500的德利股票，当年的股息就至少300。
德利的股票是荷兰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股票之一。
范登博世家族的财富，正是在这一波又一波的黄金浪潮中积累起来的。
然而，苏门答腊叛乱的消息，还有一些利益集团的围剿，将这一切都打入了地狱。
起初，他和董事会的其他成员还试图封锁消息，控制局势。
但在金融市场，任何秘密都无法长久。
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市场。
一些背景神秘的国际财团，仿佛早已预知了这一切，开始在市场上不计成本地做空德利公司的股票和相关债券。
紧接着，《泰晤士报》等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关于苏门答腊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度报道，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荷兰殖民政府的无能和德利地区投资环境的急剧恶化。
这套招数非常致命。
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们彻底陷入了恐慌。一场疯狂的抛售潮，开始了。
“先生们，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范登博世猛地一拍桌子，对着包厢里其他几位同样面如死灰的大股东吼道，“我们的财富正在被烧成灰！每一分钟，我们都在损失数以万计的荷兰盾！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行动？怎么行动？”一位年长的银行家，也是公司的董事之一，苦涩地说道，“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巴达维亚的那些官僚们能快点派兵平定叛乱。但你也知道，亚齐的战争已经拖住了他们所有的精力。”
“那就逼他们！”范登博世的眼中闪烁着冷酷而决绝的光芒，“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在苏门答腊的丛林里打。它也在这里，在阿姆斯特丹，在海牙的议会里打！”
当天下午，一场由德利公司董事会牵头的紧急会议，在阿姆斯特丹最豪华的绅士俱乐部里秘密召开。
与会的，不仅有公司的股东，还有来自各大银行、航运公司和保险业的巨头。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触角，足以深入到荷兰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诸位，”范登博世站在众人面前，“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殖民地骚乱，而是一次对我们整个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经济利益的蓄意攻击！我们必须让政府明白，德利的稳定，不仅仅关系到我们几家公司的利润，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财政命脉！”
他们的策略迅速成型，
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和舆论渠道，开始大肆渲染苏门答腊的危机。他们将华工的暴动，描绘成一场野蛮的、针对所有欧洲文明的攻击，将荷兰种植园主描绘成手无寸铁、等待救援的无辜受害者。
他们将总督范兰斯伯格的“堡垒策略”，抨击为懦弱无能、坐视局势糜烂的“投降主义”。
紧接着，他们动用了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
一场针对殖民地部大臣的质询，在海牙的国会大厦激烈展开。
反对党议员手持着德利公司股价暴跌的图表，声色俱厉地质问政府，为何对殖民地如此重大的危机反应迟缓，是否要为投资者的巨大损失负责。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击，来自银行界。
以范登博世为首的银行家们，联合向殖民地部发出通牒：鉴于德利地区局势的极度不稳，所有银行将重新评估对荷属东印度政府及相关企业的贷款风险。
如果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军事解决方案，他们将不得不收紧信贷，甚至要求提前偿还部分贷款。
这等于直接扼住了殖民政府的财政咽喉。
海牙的殖民地部，乃至整个荷兰政府，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来自苏门答腊的军事危机，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迅速转化成了一场席卷荷兰本土的政治风暴。
在这场由资本家精心策划的舆论战和政治施压面前，总督范兰斯伯格那套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施政理念，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股东们的怒吼，远比殖民地土着的哀嚎，更能撼动帝国的决策中枢。
一周后，一封来自海牙的、措辞严厉的密电，抵达了巴达维亚的总督府。密电的内容很简单：授权陆军司令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尽快恢复德利地区的秩序。
“一切必要手段”——这句模糊的外交辞令背后，是对范德海金将军那种铁血政策的默许。
战争的天平，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那块冰冷的报价板前，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重重地压向了暴力与杀戮的一方。
旗帜不再引领贸易，枪炮开始追随股票的行情。
与此同时，为了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也为了未来的“重建”做准备，范登博世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推动另一项计划。他们鼓励欧洲的私人资本，以“爱国”和“机遇”的名义，进入德利公司，购买其暴跌的股票，并承诺在局势稳定后，将获得新一轮土地租赁和开发的优先权。
股价，在政府即将采取强硬军事行动的预期下，开始缓慢回升。
一场血腥的战争，就这样被包装成了一次充满机遇的“抄底”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