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他心烦的，是那些被他亲手送上船，派往南洋的“开拓队”。
一封从婆罗洲辗转送回的家书，被一个堂口小头目的老婆哭着送到了总会。
信上，那个曾经在香港街头不可一世的“红棍”，用歪歪扭扭的字，描述了他们在雨林里的生活。
“……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日日与蛇虫为伍。昌叔的人，把我们当狗一样使唤，冲在最前面送死。上个月攻打和顺公司，我们堂口的三十个兄弟，死了十七个……阿嫂，若我回不去，你便改嫁吧，勿要再等……”
陈秉章看着那封浸透了泪水和绝望的信，久久无言。
他知道，陈九是在用这些人的命，去为南洋霸业铺路。
这是必要的牺牲，是枭雄的手段。
但他毕竟是在同乡会馆里滚了一辈子的老人，虽然剥削起同乡来毫不手软，但这样大批大批地派人上战场，刀刀见红，让他无法对此心安理得。
“九爷的船，太大了……”
一天夜里，他对自己的心腹感叹道，“大到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看不清航向了。我只怕，这船开得太快，风浪太急。”
他的心腹，一个同样出身会馆的老人，压低了声音说：“秉章叔，们的命当命。我们是不是……该为自己留条后路？”
陈秉章浑身一颤，猛地回头，死死地盯着他。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他厉声喝道，“吃谁的饭，就要忠于谁。这是规矩！”
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仍旧惴惴不安。
第二日，陈秉章处理完一桩堂口纠纷，揉着眉心。
手下人递上来一份密报，是香港和澳门几个堂口大哥联名写来的，措辞谨慎，却暗藏机锋，询问总会未来的“方向”，并委婉提及“兄弟们奔波卖命，所求不过富贵安稳”。
“富贵安稳？”
陈秉章冷笑一声，将密报点了扔进盆里，压根没有送给陈九看的心思。
他看着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点点帆影，心中五味杂陈。
他何尝不知道，甚至他一个老头子也威风八面，半个香港三合会的大佬也要喊他一声大爷，也置办了偌大产业，甚至能在洋人面前挺直几分腰杆。
但这条路，越走越让人心惊。
对抗殖民者，兼并兰芳，这已经不是江湖厮杀的范畴，这是……造反！是要掉脑袋，甚至诛连九族的！
“九爷啊九爷，您这是要把十几万兄弟，都压上啊……”
陈秉章喃喃自语。
他偶尔细想陈九的谋划。有时只觉得热血沸腾，有时细想，却感到一阵阵寒意。
这艘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前方是惊涛骇浪，回头，却已是万丈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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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那晚被张先生的车马从广汀义山接到莱特街的大宅后，梅姑仿佛活在了梦里。
这辈子做牛做马，从未想过“福气”二字会落在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佣头上。
张家大宅是一座洋楼，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百叶窗，门前有修剪整齐的草坪和一座小小的喷泉。
梅姑成了这座大宅的管家，这是她以前在林家从未有过的身份。
张先生待她极其宽厚，不仅给了她远超普通“妈姐”的工钱，还专门在后院腾出两间干净明亮的屋子，让她和三个女孩居住。
最大的阿菊，甚至被张先生请来的英文老师启蒙，跟着学读书写字。
梅姑对张先生充满了感激。
在她眼中，张先生是个近乎完美的善人。
他英俊和蔼，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书卷气。
他不抽鸦片，不赌博，没有夫人，也不纳妾，对下人也温和有礼。
白天，他像槟城所有体面的华商一样，去港口的商行处理生意。
晚上，他常常在书房里读书，或是教阿菊写字，偶尔还会抱起最小的女娃，用不甚熟练的动作轻轻摇晃。
然而，在这份平静安稳之下，梅姑渐渐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大宅的夜晚，并不总是宁静的。
有时候，深夜会有马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后门。下来的不是衣着光鲜的绅士，而是一些皮肤黝黑、眼神警惕的男人。他们裹着纱笼，头上缠着布巾，脚上是磨损的皮质凉鞋或者草鞋。
他们从不走正门，也从不说话，身上带着一股海风和硝烟混合的特殊气味。
管家福伯会提着一盏被布罩住的、光线昏暗的马灯，将他们引进后院最深处。
梅姑好几次在夜里起来给孩子掖被子时，都看见那些人影在院中穿梭，将一个个沉重的、狭长的板条箱从马车上搬下来，堆进房间里。
箱子很重，搬运的男人脚步沉稳，却连一声闷哼都没有。
第二天经过时偶尔还能闻见一丝若有若无的臭味，像是西洋机器身上的。
每当这些人来访，张先生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他会褪去白日的温和，神情变得异常严肃凝重。他会在书房里与那些人密谈，福伯则亲自守在门外，不许任何人靠近。
梅姑有一次去送宵夜的热茶，刚走到走廊，就被福伯用眼神制止了。
她只听到书房里传出几句低沉的、她完全听不懂的语言，那不是福建话，不是广东话，也不是英语或马来语，那是一种更为铿锵、短促的语言，情绪非常激动。
她还注意到，张先生的书房里，除了满架的书籍，还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那不是大清国的地图，也不是英属马来亚的地图。
有一次她进去打扫，斗胆凑近看了看。上面写了很多英文和字，密密麻麻，她看不懂。
她知道，槟城北边的海上，正在打仗。荷兰人，那些红毛鬼，正在攻打一个叫“亚齐”的地方。
码头上的水手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说亚齐人很凶悍，让荷兰人吃了大亏。
但这些都离她的生活太遥远了，就像报纸上的铅字一样，与她无关。
直到那一天。
那是一个雨夜，来访的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狼狈。
其中一个男人似乎地位很高，他受了伤，被人搀扶着，后面还跟了几个随从。他一瘸一拐。当他们经过后院的走廊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照亮了那个受伤男人的脸。
那是一张轮廓极深、饱经风霜的脸，高高的颧骨，坚毅的下巴。头上缠着布巾、在裤子外面还围着一条纱笼。
梅姑的心猛地一颤，一股尘封的记忆涌了上来。
她认出了那张脸和头巾的特征。
很多年前，她刚到槟城不久，还在码头上做些浆洗的零工。
她见过这样的男人，槟城的老人告诉她，这些是“亚齐人”，非常傲慢，从不向任何人低头。
槟城有一整条亚齐人占据的街道，还有他们的寺庙。
闪电的光芒逝去，院子重归黑暗。
那些深夜的访客，那些沉重的长条木箱，书房里的地图，张先生凝重的神情……所有碎片在那一刻都拼凑了起来。
梅姑的心跳得很快，既恐惧，又有震撼。
那个温文尔雅、救了她和孩子们性命的张先生，背地里和这些正在打仗的民族竟然牵扯很深。
她默默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她心里清楚，张先生和福伯似乎没有刻意防着她，她没有感到害怕。
自己只是一个妈姐，张先生待自己极好，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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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山和旧金山，
关于是否应该主动前往南洋应征的争论，已经私下里涌动不休。
致公堂的一个老人翻出早已封存的洪门会簿，重申“忠义”誓言，一封封按着血手印的请战书，雪片般地递向总堂。
“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南洋，才是我辈的用武之地！”
有些人，选择了沉默。
他们依旧看报纸，做生意，或者管理工厂，或者每日下田劳作，修整家园，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对平静的眷舍。
太平军的旧部和致公堂反应激烈，总会留下来的管事不敢做主，只好汇总了一份文件，送往香港。
澳门，振华学营。
白先生的军事推演课，已经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沙盘上，不再仅仅是苏门答腊或婆罗洲，而是整个南中国海，甚至包括了台湾和福建沿海。
李庚，已经成长为学员中最出色的一员。
他的战术构想，非常大胆，偶有奇招，时常让教官们都感到惊讶。
但他内心的变化，却无人知晓。
在一次课上，吴教官再次讲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
这一次，他似乎备课很久，讲了派系之争，天京城内的腐化、内斗和最终的血腥悲剧。
“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比最狠毒的敌人还要可怕。”
这句话，深深地印进了李庚的心里。
他想起了陈九。
那个只露了几面的“九爷”，那个教官提及的华人领袖。
随着南洋最近的布置当作案例呈上推演课，有些心思灵动地已经反应过来。
他们很快，也许就该毕业了。
陈九正在做的，不也正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席卷整个海外华人的“起义”吗？
他会成为下一个洪秀全吗？他们正在建设的这个“海上政权”，最终会不会也走向腐败和内斗？
那天夜里，李庚有些失眠了。他趁着哨兵换岗，溜出营房，来到后山的山崖上。
月光下，他从贴身的衣物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件早已洗得发白的、妹妹的红布衫。
他将布衫紧紧地贴在脸上，仿佛还能闻到家乡泥土的气息。
“小蝶……”他喃喃自语，“哥现在，有饱饭吃了，有新衣穿了，还在学着做大事。可是……哥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黑夜，没有给他答案。
只有远处，那座彻夜不息的的兵工厂里，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锻打钢铁的声音。
“当！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