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潮水(1 / 2)

四月初一,旧金山的天空难得地放晴。

阳光穿透薄雾,为这座刚刚从金融恐慌的噩梦中稍稍喘过气的城市,镀上了一层虚幻的金色。

然而,真正的黄金,此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巴尔巴利海岸那片罪恶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汇聚。

“金山”酒店,这座盘踞在太平洋街中心的豪华酒店,今天成为了整个西海岸的焦点。

从清晨开始,各式各样豪华的马车便络绎不绝地驶来,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穿着笔挺制服的侍者殷勤地为那些从车上下来的大人物们打开车门。

他们中有诺布山上的铁路大亨和银矿巨头,有蒙哥马利街的银行家和律师,有来自萨克拉门托的议员和政客,甚至还有许多陌生的面孔。

那些德州来的、带着南方口音的棉花商,以及说着法语或德语、举止优雅的欧洲游客。

他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观看那场被报纸渲染得神乎其神的“全美格斗之王大赛”的开幕战。

酒店的地下斗场,那座被命名为“龙虎斗场”的血腥舞台,经过了重新的改造,变得更加宏大和奢华。

中央区域被清空,取而代之的是五个用粗麻绳围起来的小型擂台,并排而立。

擂台的四周,是阶梯式的观众席,此刻早已座无虚席。

底层的区域挤满了巴尔巴利海岸本地的小商户,业主,旧金山的市民,他们挥舞着酒瓶,为自己支持的选手呐喊助威。

而更高层的包厢里,则坐着那些真正的大人物,像古罗马的贵族一样,冷漠而兴奋地俯瞰着下方即将开始的角斗。

在二楼最豪华、视野也最好的一个包厢里,利兰·斯坦福正端着一杯威士忌,冷冷地看着

他身旁,站着菲利普伯爵和另外几位加州共济会的“兄弟”,包括刚刚从挤兑风波中缓过劲来的达里厄斯·米尔斯,以及“富矿之王”詹姆斯·弗勒德。

“真是个天才的想法。”

弗勒德看着楼下那片沸腾的人海,由衷地感叹道,“把血腥的暴力包装成一场体育盛事,再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赌场。那个中国人,他的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是野心,詹姆斯。”

斯坦福回答,“他不仅仅是在赚钱。他是在建立秩序,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秩序。”

“你们看,这条太平洋街,几年前还是全圣佛朗西斯科最混乱的地方。而现在呢?街道整洁,商铺林立,甚至连那些喝醉了的水手,都不敢在这里随意闹事。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新的规矩,而破坏规矩的下场,可能会比在擂台上被打死还要惨。”

米尔斯点了点头,忧心忡忡地说道:“我听说了。那个叫麦克的爱尔兰人,还有一群疯狂的辫子党,现在是这里的地下警长。而他们背后,站着的正是那个中国人。他们联手,几乎控制了整个巴尔巴利海岸的走私、赌博和娱乐业。

或许我们一直没太关注这片混乱的地方……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些迟了?”

菲利普伯爵轻笑一声,他优雅地晃动着手中的酒杯,

“米尔斯先生,您太高看他们了。纯粹的暴力只能带来毁灭,而与金钱和权力结合的暴力,才能创造帝国。”

“黄皮肤在这片土地上,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不值一提。”

就在他们交谈之时,楼下的五个擂台上,第一轮的比赛同时开始了。

锣声敲响,十个肌肉虬结的男人,如同被放出牢笼的野兽,瞬间冲向自己的对手。没有试探,没有犹豫,只有最原始的、以击倒对方为唯一目的的攻击。

拳头与肉体的碰撞声、骨骼断裂的脆响、以及失败者痛苦的哀嚎,通过包厢的窗户,隐隐约约地传了上来。

楼下的观众们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与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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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兰,”弗勒德转向斯坦福,“你今天把我们叫来,不会只是为了看这个吧?我听说,你和那个中国人,最近走得很近。”

斯坦福没有否认。他看着楼下一个擂台上,一个华人拳手用一种他们看不懂的、刁钻的招式,击倒了一个比他高大许多的白人对手,引来华人观众区一片震天的欢呼。

“我确实和他做了一笔交易。”

斯坦福缓缓说道,“我的东西方轮船公司,需要大量的、廉价而又听话的水手。而他,能为我提供这一切。”

“你疯了?”

米尔斯几乎跳了起来,“利兰!现在是什么时候?科尔尼的工人党天天在街上喊着中国人必须滚!你在这个时候大规模地在船上使用华工,你这是在自杀!”

“不,达里厄斯,我是在自救。”

斯坦福的眼神变得冰冷,

“你们难道还没看明白吗?科尔尼,还有他背后那些民主党的政客,他们煽动排华,目的不是真的要赶走中国人。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攻击我们,攻击我们这些共和党的商人!他们是在用种族矛盾,来掩盖真正的阶级矛盾!

那些失业白人越是被煽动,我们这些有产业的人就越是不敢用,各位,他们今天可以那些失业白人的怒火引导到华人身上去,将来就会引导到我们身上来,他们会告诉这城市的工人,真正让他们失去工作的,是我们这些在危机中为了自保而不得不裁员的资本家!”

“我们不能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

斯坦福说道,“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既然他们要打种族牌,那我们就把这张牌打得更大!我要让整个加州都知道,我利兰·斯坦福,不仅要用华人修铁路,还要用他们开轮船!我要让那些白人工会明白,他们如果敢用罢工来要挟我,我随时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的替代者!我要用绝对的成本优势,来摧毁他们的傲慢!”

“至于那个中国人……”

“他是一把很好用的刀。锋利,控制力强,而且……足够狠。只要他能帮咱们解决劳工问题,咱们就让他在这巴尔巴利海岸,赚点钱又怎么样?我们各取所需。”

“可这把刀,会不会太锋利了?”

弗勒德幽幽地说道,“锋利到……有一天会割伤主人的手?”

“那就要看谁是真正的主人了。”

斯坦福迎上他的目光,“他确实很聪明,也很强大。他建立的这个华人总会,几乎将所有的华人劳动力都垄断在了手里。他办的这场格斗大赛,也会让他赚足名声和金钱。

但是,你别忘了,这里是美国。他再强大,也不过是一个生活在白人世界里的异类。

他的所有生意,都必须依赖我们的市场,他的所有货物,都必须走我们的铁路和码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切断他的血脉,让他这些看似热闹的产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他很清楚这一点。”

斯坦福最后总结道,“所以,他会是一把听话的刀。因为他知道,离开了握刀的手,刀,不过是一块废铁。”

他举起酒杯,向众人示意:“为我们共同的利益,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干杯。”

众人纷纷举杯。

水晶杯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窗外,擂台上的血腥在继续。一个又一个的失败者被拖下台,新的角斗士又走上台。

阳光正好,盛宴,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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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斯托克顿,一个在旧金山还算体面的罐头厂老板。

他的工厂不大,就坐落在米慎湾的南边,离那些码头和铁路货运站不算太远。

工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加州的阳光给了他们最好的桃子和杏子,而上帝赐予他的,则是一群全世界最能吃苦、也最廉价的劳工,清国人。

是的,他称他们为“苦力”(olie),就像城里所有体面的白人一样。

这或许并非出于恶意,而是被周围同化后的一种习惯。

他们瘦小、沉默,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蚂蚁,在他那间总是弥漫着糖浆甜腻气味的工厂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削皮、去核、装罐的枯燥工作。

他们拿的工钱最低,干的活最累,却从不抱怨。

他们的存在,就是他利润报表上最重要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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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得毫无征兆。

星期一,亨利像往常一样,在晨雾中坐着马车来到工厂。

空气中还带着海湾的咸腥味,一切都和往日没什么不同。

但当他走进那间本该人声鼎沸、机器轰鸣的车间时,迎接他的,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他的五十多个华人雇工,一个不剩,全都消失了。

他们的工具还整齐地摆在工作台上,削了一半的桃子还泡在水槽里,甚至连他们挂在墙角的草帽都还在。

人,却像被晨雾吞噬了一样,不见踪影。

“他们去哪了?”

他抓住他的工头,一个叫芬利的爱尔兰裔老伙计,几乎是吼着问他。

芬利的脸上写满了和亨利一样的茫然与惊恐。“老板,我不知道!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一早来开门,就这样了。我派人去周围的几个工厂也打听了,他们说,好像所有的华工都不见了!”

“所有?”亨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这个可怕的消息被不断证实。

城里其他的工厂,无论是纺织厂、雪茄厂还是洗衣房,只要是雇佣了华人的地方,都遭遇了和他一样的状况。

数以千计的华人劳工,在一夜之间,从旧金山的各个角落蒸发了。

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信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走了,仿佛一场心照不宣的集体行动。

恐慌,迅速笼罩了整个城市的商界。

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往往都是在工厂劳动力最密集的区域,这些人一走,工厂就像被抽走了齿轮的机器,瞬间陷入了停摆。

订单堆积如山,水果在仓库里迅速腐烂,银行的贷款利息却在无情地增长。

亨利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脚下的土地正在一寸寸地崩塌。

最初的几天,工厂主们都以为这只是华人的某种新式罢工,一种无声的要挟。

他们联合起来,派代表去唐人街,试图找到那些会馆的头领谈判。

但唐人街的反应却出奇地冷漠。

那些穿着长衫的代表们,只是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们,那些工人担心失业白人的安危,来唐人街寻求庇护,短时间不会回去。

他们提出了涨薪,提出了减少工时,那些人只顾着摇头,甚至后来还装听不懂。

这种故作姿态的无知,比任何直接的对抗都更让亨利愤怒。

他决定不等了。工厂每停工一天,损失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他必须找到替代的劳动力。

于是,亨利·斯托克顿把目光投向了城里另一群数量庞大、同样饥饿的群体,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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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爱尔兰工人的过程比亨利想象中要顺利。

席卷全国的经济大恐慌,让铁路公司破产,工厂倒闭,这城里一多半的白人劳工失去了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爱尔兰人。

他们曾是建设这个国家的主力,如今却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累赘。

他们聚集在码头和贫民窟里,整日无所事事,靠着廉价的威士忌和偶尔的零工度日,

当亨利贴出招工告示时,他的工厂门口几乎被挤爆了。

他们争先恐后,甚至为了一个工作名额而大打出手。

最终,他挑选了三十多个看起来还算精壮、没有醉得太厉害的家伙。

他们的薪水要求比华人高出一截,但还不算离谱。

在工厂即将破产的巨大压力下,亨利咬着牙接受了。

至少,机器可以重新转动起来了。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惹上了一群新的“麻烦”。

爱尔兰人和华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

那些辫子佬沉默、顺从,像一群被阉割过的牛羊。

而这些爱尔兰人,则像是精力过剩的野马,吵闹、散漫,而且充满了攻击性。

他们会在工作时间大声说笑,会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

最让他头疼的是,他们似乎永远无法理解“纪律”这两个字的含义。

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人敢在车间里偷偷喝酒。

工头芬利不止一次向他抱怨:“老板,这帮家伙太难管了。他们不像那些华工,你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多说了两句,他们连我一起骂,甚至要对我动手。”

更让亨利感到不安的,是他总能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

那些新来的爱尔兰工人,总会在休息的时候,和他厂里那几个留下来的、同样是爱尔兰裔的老工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他那几个老工人,都是跟着他干了好多年的,手艺精湛,平时也还算老实。

但自从这批新人来了之后,他们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他看不懂的东西,一种……躁动不安的、仿佛在密谋着什么的火焰。

亨利好几次看到,一个新人工头,正和一个老工人躲在仓库的角落里,低声交谈。新来的这个是个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的家伙,据说在铁路工地上当过小头目,在失业工人中很有声望。而老工人,则是他厂里资格最老的技师。

他们一看到亨利走近,就立刻分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种欲盖弥彰的姿态,反而加重了他心中的疑虑。

他们在串联什么?

他问过芬利,芬利摇了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但他提醒亨利,最近城里那个叫丹尼斯·科尔尼的家伙,他们的爱尔兰工人党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加州工人党”,天天到处集会,煽动那些失业的白人工人。

芬利压低声音说,“他们说,是那些抢走了白人的工作,是那些铁路大亨和银行家,勾结这些廉价的黄皮猪,才让我们这些白人没了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