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新红蜷缩着，嘴里还残留着那股馊味，默默听着。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把家里的老房子挂了中介。那房子，是我和他妈一点点攒钱买的，住了大半辈子。”李卫国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呼吸似乎沉重了些，“买主压价压得狠，说我们急着用钱，只能这个价。我……我认了。”
段新红记得，骗李卫国的那次，他确实提过正在卖房子筹钱。当时她心里还窃喜，觉得是条大鱼，更加卖力地扮演那个能给他带来希望的“慈善工作者”。
“签合同那天，我的手都在抖。按手印的时候，我想着，这下好了，钱快凑够了，李铭有救了。”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带着一种回忆往事的迷茫，“然后……就碰到了你。”
段新红的心猛地一紧。
“你说，手续快办好了，救助款马上就能批下来。你说，只要一点‘活动经费’，打点一下关键环节，款项就能优先发放。”李卫国轻轻地、几乎不可闻地笑了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我就像个快要淹死的人，看到一根稻草，拼了命也要抓住。我把卖房子的首付款，取了出来……厚厚一沓，崭新的票子……”
段新红仿佛能看到那个场景：一个走投无路的老人，怀揣着希望和全部的家当，走进她精心布置的骗局。而她，当时穿着得体的套装，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充满同情心的微笑，心里却在计算着这笔钱能买几个新款的包。
“你点钱的样子，很熟练。你还跟我说，‘李大爷，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李卫国的声音陡然带上了一丝尖锐的嘲讽，“我居然……真的信了。我拿着你给的那张假收据，一路走回家，觉得天都亮了不少。”
木盒里死一般寂静。段新红连自己的呼吸都放轻了，她感觉自己像个被推上被告席的犯人，听着检察官一字一句地宣读她的罪状。那些被她刻意遗忘、轻描淡写的细节，此刻被当事人用如此平静的语气重新提起，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重量，砸得她喘不过气。
“我回到家，赶紧给医院打电话，说钱快到了，让他们千万别停药。”李卫国的语速加快了，仿佛重新陷入了那个绝望的下午，“电话那头，护士的声音很冷淡，说欠费太多，已经停了。”
段新红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我慌了，打你的电话。关机。再去那个办公室，锁着门，贴着出租告示。”他的声音开始颤抖，那股一直压抑着的情绪终于找到了裂缝，开始往外渗，“我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外，像个傻子一样。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看着我……看着我……”
外面传来一声沉重的、像是身体靠在盒子上的闷响。李卫国的呼吸变得粗重而急促。
“李铭……我儿子……他等不及了。”这句话，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带着浓重的鼻音，“他就差那么一点钱……就差那么一点……”
段新红再也听不下去了。她猛地用手捂住耳朵，身体蜷缩成更小的一团，剧烈地发抖。没用的，李卫国那绝望的声音，早已穿透了她的耳膜，直接在她脑海里回荡。
“就差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
这句话像魔咒一样，反复盘旋。她以前从不觉得骗钱是什么大事，那些肥羊损失点钱，又不会死。可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面前，血淋淋地告诉她，她骗走的，不仅仅是一沓沓钞票，而是一个年轻人活下去的机会，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
她以前那些自欺欺人的借口——“弱肉强食”、“他们自己蠢”、“愿赌服输”——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可笑，那么……无耻。
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刚才强行咽下去的那点馊面条，混合着巨大的心理冲击，猛地顶到了喉咙口。她再也忍不住，扒拉着木壁，剧烈地干呕起来。因为根本没吃多少东西，吐出来的只有一些酸水，灼烧着她的食道，眼泪鼻涕一起涌了出来。
她吐得浑身脱力，瘫软在冰冷粗糙的木板上，大口喘着气。嘴里又酸又苦，不知道是呕吐物的味道，还是……眼泪的味道。
她哭了。
不是以前那种因为疼痛、因为恐惧而流的眼泪，是一种从心脏最深处涌上来的、带着绝望和悔恨的液体。她为自己竟然落到这步田地而哭，为吃下那坨馊面条而哭，更为那个素未谋面、却因她而死的李铭而哭。
木盒外面，李卫国的声音消失了。只能听到他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衰老野兽。
段新红躺在黑暗里，任由眼泪无声地流淌。脸上的皮肤被泪水浸得发紧，心里的某个部分，好像也跟着碎了，塌了。那份一直以来支撑着她、让她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精明”和“强悍”，在这一刻，被李卫国平淡的叙述和她自己汹涌的泪水，冲刷得七零八落。
原来，她不是猎食者。她只是一个……刽子手。一个间接的，却同样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
这个认知，比饥饿，比黑暗，比这狭窄的囚笼，更让她感到冰冷和恐惧。李卫国的审判，没有鞭子，没有酷刑，只用真相和回忆，就让她彻底溃不成军。
那坨馊面条还静静地躺在角落里，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气味。但此刻，段新红已经感觉不到饥饿，也感觉不到恶心了。她整个人，都被一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空虚和悔恨填满了。
原来，“迟来的审判”，审判的不仅仅是她的身体，更是她那个早已腐烂发臭的灵魂。而这，仅仅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