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缓慢，节奏错乱，乐器只有半套锣鼓和一支裂了缝的笛子。曲谱是凭记忆默写的，缺了三分之一。
跳完后，老人们喘着气坐下。其中一个说：“我们三个兄弟，最小的那个去年走了。他记得下半场。”
李瑶没说话，只是让随行人员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
回程路上，她写了一份奏疏。
“声断则魂散，技亡则根枯。今观‘破阵’残舞，如见先民之勇气将熄。非仅一艺之失，乃国魄之损。”
她提了三条建议：一是设立“非遗工坊”，由国库出资供养濒危技艺传承人，每人每年发放粮米布匹，并要求收徒传艺；二是组织学者团队，对现存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普查与记录；三是鼓励融合创新，在保留核心内涵的前提下，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法、新表现形式。
奏疏递上去当天，李震批复同意。
一个月内，第一批二十个工坊在各地挂牌。有织锦的，有铸钟的，有唱戏的，也有做泥塑、扎灯、雕木的。每位匠人每月领取固定补贴，条件是必须收至少两名学徒，且每季度提交教学记录。
李瑶又召集一批年轻文人，办起“新文艺试创会”。她提出“三守三创”原则：守礼乐之核、守文字之统、守民风之淳；创表达之形、创传播之法、创应用之途。
有人改编古诗为短剧，在市集演出；有人把传统图案用在瓷器新器型上；还有乐师将琵琶与编钟合奏，创作出新的军乐。
争议很快来了。
保守派官员联名上书，说这是“乱改祖制”，尤其反对用新乐器演古乐。激进一方则认为该彻底抛弃旧形式，搞“全盘新造”。
李瑶在文渊阁主持了一场论道。
周明德当众诵读《尚书·尧典》片段，声音苍老却有力。柳清霜展示了一块刚复原的甲骨占辞摹本，笔划清晰，结构完整。康延寿奏了一曲《月照关山》，用的是改良琵琶，音域更广，但旋律仍依古谱。
她听完，只说了一句：“传统不是摆在庙里的死物。它得活下去，就得呼吸，得变化。”
当场决定：所有创新作品需注明源流出处，不得冒称古制；同时建立评审机制，由学者、匠人、官员三方共同认定项目资格。
政策推行两个月后，变化开始显现。
北方一个小镇恢复了中断五十年的“春社祭”，全程按考订后的古礼进行，周边十几个村的人都来看。南方有位年轻绣娘，把敦煌飞天图案绣在轻纱裙上，卖到了西域商队。
最让她意外的是，孩子们也开始传唱新编的童谣。
她路过一所学堂时听见一句：“字有根，歌有魂，大晟儿女不忘本。”
回到政事堂，案头已堆满各地送来的文化遗存清单。她翻开一份来自陇西的报告，上面写着发现一处唐代乐坊遗址，出土残谱两页，疑似为失传已久的《万邦乐》。
她正要细看，门外传来脚步声。
一名文书官进来禀报：“荆南巡按使加急文书，命案有了新线索。死者手中布片上的印纹，与县尉私章比对相符，但材质不同，可能是拓印或仿制。”
李瑶放下陇西报告，接过荆南文书。她盯着其中一行字看了片刻，手指落在“布片纤维”四个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