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赵红梅忍不住问，声音有些沙哑。
“后来？”王秀芹重新拿起纺锤，嗡嗡声再次响起，“后来就嫁给了你爹。你爹是个老实人，话不多，就知道闷头干活。嫁过来第三年，他给河工地上抬石头，遇上了塌方……”
她没再说下去，但赵红梅知道那结局。她爹成了一块刻着名字的木牌，和她记忆里一个模糊的、带着汗味的笑容。
“女人啊，”王秀芹的声音低沉下去，像沉入井底的石头，“就像这篮子里的棉花。”她用下巴指了指灯下的篮子，“看着软和，任人揉捏，可里面的籽，硬着呢。”
她拿起一小团棉花，用指甲掐断一根棉线：“但这籽，总得被扎出来，被弹开，被这纺车一遍遍地绞，才能去掉那身硬壳，变得蓬松，顺溜，最后才能纺成线，织成布，做成衣裳，给人遮体御寒。”
她抬起眼，目光第一次直直地看向女儿：“做成啥样的衣裳，不由棉花自个儿说了算。得看是碰上裁缝，还是碰上败家子。可要是那籽一直硬在里头，不肯出来，这团棉花，就只能烂在筐里，啥也不是。”
嗡嗡的纺车声填满了夜的寂静。
王秀芹不再说话，低下头，继续纺她的线。她的侧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瘦削，却也格外坚韧。她的话，没有一句劝解，没有一句指责，却像一把无形的秤，把赵红梅心里的那点念想、那点恐惧、那点不甘，都拿上去称了称。
南方的“黄金”，窦家的“瓦房”，周建国的“激情”，窦宝柱的“老实”……还有母亲手里那根绵绵不断、看似柔软却蕴含力量的棉线。
赵红梅看着那跳动的灯焰，又看向窗外院子里那台蒙着红布的电视机。它代表一种看得见的、沉甸甸的“安稳”。而周建国描绘的那个南方，是迷雾里的、滚烫的“未知”。
母亲的秤，一头是烂在筐里的棉花，一头是不知道穿在谁身上的衣裳。
她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自己心里那颗坚硬的“籽”？
夜更深了，蟋蟀叫得越发凄清。赵红梅依旧坐在炕沿，但她的眼神里，不再是空茫一片，而是翻涌着剧烈挣扎的波涛。王秀芹纺线的嗡嗡声，像命运的注脚，持续不断地吟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