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三张这个国家的身份证和护照，多少钱都行。”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我的请求。
李来福的扳手突然“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他猛地站起来，瞪大眼睛，八字胡气得直颤。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违法办证是要蹲大牢的！”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显然是被我的话吓到了。
我看着他，冷静地说：“我们给五千美金。”
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昨天说有钱就是王法，这钱够你给孩子交几年学费了吧？”我继续说道，目光紧盯着他的眼睛。
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着，似乎在犹豫。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里屋，透过窗户，我看到他的小儿子正趴在窗台上，开心地啃着面包。
沉默持续了整整十分钟，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开始有些担心他会拒绝，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他突然像下定决心似的，猛地抓起地上的扳手，闷声说：“三天后拿证。钱先付一半，拿到手再给另一半。”
接下来的两天像熬鹰。
我们缩在房间里，听着李来福骑着摩托车在岛上狂奔的声音。
第三天傍晚，他推门进来时，额头上全是汗，手里攥着三个用塑料袋包好的本子。
“记住，这事可不要伸张！”他把证件甩在桌上，声音压得极低，“找到当地的黑社会办的，他们在移民局有人！你们有合法身份证和护照了！”
护照封皮粗糙得硌手，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我们昨天在他旅行社门口拍的，像素模糊得像打了马赛克。
我把剩下的二千五美金推过去，他数都没数就塞进抽屉。
这时他老婆端着饭碗进来，看见桌上的美金自然笑得合不拢嘴！
拿到“新”护照的第一件事，来到了首都最大的一家通讯店买手机，我们每人买了一个华为手机！
店员盯着护照照片皱了皱眉，我往柜台上拍了张美金，他立刻堆起笑脸：“好嘞，马上给您办本地卡！”
这样，我们有了与外界通讯的渠道了。
我们第一时间和詹妮弗和李静打了电话，她们告诉我们准备上飞机，大概第二天下午三点到！
我们还在最大的商场买了几套衣服，买了内裤、内衣、刮胡刀等生活必需品。
经过一番打扮，我们感觉换了一个人！
第二天清晨，李来福开着他那辆冒黑烟的破丰田送我们去机场。
路上他一句话没说，只是在快到机场时，突然从兜里掏出个旧打火机塞给我：“这岛上的海关喜欢搜身，藏点现金在打火机里，关键时刻能救命。”
机场大厅里人头攒动，如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不堪，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水和防晒霜的味道，仿佛能将人淹没。
我紧紧攥着那张粗糙的护照，手心湿漉漉的，全是汗水，仿佛那是我生命的通行证。
海关检查时，那个大胡子官员如审视犯人般反复翻看签证页，我们的心跳急促得如同战鼓，几乎要撞破喉咙。
这时，我才惊觉李来福塞给我的打火机里，不知何时多了两张百元美钞，宛如夜空中突然绽放的烟花，让我惊喜万分。
我把打火机给了他，他心领神会，没有为难我，我们便顺利地进入了飞机候客厅。
我们像饿狼一般买了很多零食和饮料，五年没吃了，这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仿佛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让人倍感亲切。
“鲁滨孙、沈离歌、秦岚！”
身着一袭华丽的长裙，詹妮弗的声音如黄莺出谷般从人群中传来。
她身边站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宛如一朵清新的百合花，正是李静。
我们几个老搭档激动得喜极而泣，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
这是我们以合法身份在一个太平洋小国的初次见面！